随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增长放缓，对中国持悲观看法的人士声称自己的论点得到印证。对中国持乐观看法的人士则指出，中国政府在财政方面有应对增长放缓的操作空间，但任何短期政策措施都带有风险。例如，由银行贷款支撑的投资飙升虽然能够推动增长，但同时也很可能导致银行体系内的不良贷款存量增加，挫败旨在通过提振民间消费来实现增长再平衡的努力。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和领导层换届的坎坷过程也对悲观人士的论点形成了支撑。
但我们仍有理由心怀希望。近期的政治风波（包括薄熙来事件）迫使中共党内的保守势力处于守势。与此同时，改革派官员推动通过了一些步子不大但具有重要意义的金融市场改革措施。
中国政府早就认识到，为了改善经济增长的平衡性和可持续性，必须改革金融业。为什么之前它没有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呢？因为现行体制运行良好（对某些实体来说确实如此）。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提供廉价资金，而这些国企正是受到政界庇护的关键部门。银行还通过空壳公司向手握重权的省级官员提供资金，使他们能为自己青睐的投资项目筹措资金。但这种融资的代价是，中国家庭部门庞大的银行存款所得到的回报率在剔除通胀因素后非常之低，甚至为负数。
这一切都需要改革来解决，但最好的意图也会产生反效果。在一个存有诸多政策问题的经济体中，解决一两个问题可能会招致意想不到的后果。2008年，中国政府要求银行抑制信贷增长，避免不良贷款扩大——这是很明智的举措。但银行向疲弱国企发放的大量贷款尚未得到偿还，停止向它们放贷会使这些贷款立刻变成不良贷款。于是，银行继续向国企放贷，并关闭了向私人部门放贷的大门。这样做虽然满足了政府对于抑制信贷增长的要求，却背离了政府的初衷。
最近的举措表明，中国政府汲取了教训。它在人民币未面临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在原则上）提高了汇率的灵活性，放松了对存款利率的限制，拓宽了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渠道，鼓励某些非正式金融企业成为正式银行体系的一部分。这些举措均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举例来说，让非正式金融类企业有机会加入正式银行体系可谓一举多得。这既把它们置于银行业监管部门的监管之下，又降低了它们对金融稳定构成的威胁。而且，这些企业还使现有的银行面临更多的公开竞争。
利率自由化的必要性在中国国内外均得到广泛认同。放开存款利率和不再设置固定的存贷息差，将为储户带来更高的回报，并鼓励银行提高放贷效率。大型银行对此抵制强烈，因为这会损害它们的利润。因此，中国政府抓住近期降息的时机巧妙地迈出了一小步：它放开了银行的存款利率，使其上限略高于基准利率，理由是这样做会使降息更容易获得储户的接受。
采取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分拆大型银行或实现利率自由化会招致强烈反弹和共同抵制，可能彻底堵死改革的道路。改革派官员正在采取更为精细的方式：一面利用宣传机器吸引公众关注存在的种种问题，一面推出步幅不大但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举措。
有人可能会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论点，即考虑到本国经济日益复杂、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应该采取更为大胆的方式进行改革。去年发布的“十二五”计划列出了一系列问题，如中国企业暴露出的腐败和公司治理水平低下、以及政策制定过程存在缺陷等。但考虑到中国领导人在政治领域面临的一些限制，悄悄地实施适度改革总好于根本不改革。
这一战略或将逐步推动中国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但这是否足以帮助中国克服其面临的诸多困难，仍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本文作者是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和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部主任
译者/倪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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