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土地和户口制度的共同点
中国现行的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是否有共同之处？这是我多年思考的问题。最近我忽然醒悟到，虽然现行土地和户口制度表面看来一个管地，一个管人，似乎很不同，其实具有共性，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就是通过歧视性的、根本违反市场经济核心原则的人为制度安排，拒绝给予农民充分而平等的人身自由意义上的退出权和进入权，也拒绝给予农民在土地资产上的充分的退出权和进入权。
这两个权利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中其实统称为退出权（exit right）或自由进入权（right to free entry）。这是因为既然可以退出某一体系，则必然自动进入另一体系，或既然可以自由进入某一体系，则必定有退出原来体系的自由。因而退出权和进入权两位一体，不言自明。但在中国的国情下，本来统一的退出权和进入权，却人为分割，并以强制性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强制性的户口制度这种二元结构的形式出现。
这两种制度是完全违反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的。从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来说，无论是出于效率的要求还是出于社会公正的要求，所有要素必须在水平方向上（即在地理和空间的意义上）和垂直方向上（即在社会阶层的意义上）有充分流动的权利，既能自由退出，又能自由进入。从资源配置的效率来说，只有这样，要素才能在流动中实现自身最大的价值，从而在实现要素所有者的收入的极大化的同时，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的极大化。从社会公正来说，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地区间和阶层间的收入差拉大。相反，如果人为控制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结合，则在要素过剩的地方，要素的收入急剧下降；而在要素短缺的地方，要素的收入暴增。同时，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必然大大减少，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和人力资本的差距必然日益扩大。这既其违反效率，又违反社会正义。
以人口为例。如果允许人口在水平方向上自由流动，人口剩余、工资低廉的地区必然会有人口的移出，留下的人口会拥有越来越多的其他要素例如土地，因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会逐渐上升，劳动收入会逐渐递增；而人口短缺，人工昂贵的地方必然会有人口的逐渐移入，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和工资的下降。这种地区间的人口流动只有到同类人口的收入大体相等之后才会停止。鼓励人口在垂直方向上流动的国家，则对低收入的人群的教育和技能的训练会特别加以扶植，以便使低收入人群的后代不会长期处于社会底层，这样才能避免阶层的凝固化，和阶层之间差距的扩大。而现行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的目的，恰恰是阻止土地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在这种反市场的制度安排下，中国的三农问题日益恶化，城乡壁垒越发森严，二元结构坚如磐石，是很自然的结果。
新旧三农问题的成因源于制度，和人多地少无关
很多人将中国的三农问题归结为土地稀缺，人口众多，并认为只要高速增长，便能自动化解三农问题。其实，大陆的三农问题和土地稀缺，人口众多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对比东亚其他经济，虽然耕地和国土更稀缺，人口密度也更高，然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和大陆土地改革差不多时间，东亚其他经济也展开了一场旨在平均地权的土改。其后，它们既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又允许他们进城定居。由于农民同时拥有身份和土地资产的退出权和进入权，在实行土改后的大约30年后的1970年代，尽管人口密度远远高于中国大陆，人均耕地比大陆还要紧张，国土十分狭窄，没有什么回旋的空间，更没有向外发动战争，输出过剩人口，可是它们的三农问题都一一解决。更令世人羡慕和受世行表扬的是，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它们又有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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