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南中国海和中国东海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中国称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日益强硬的姿态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姿态所预示的未来。在二战后的60多年里，美国的“太平洋和平”为亚洲国家有史以来最快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安全和经济框架。但是，中国已经崛起为超级大国，并将在未来十年内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因此中国提出修订其他国家设立的规则的要求就毫不奇怪了。
未来数十年全球秩序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和美国能够避开“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吗？这位历史学家的隐喻提醒我们，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何等危险——正如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和19世纪末德国人面临的情况一样。这种挑战多数以战争告终。维系和平要求双方政府和社会大力调整各自的态度和行动。
公元前5世纪，雅典成为文明中心。哲学、历史、戏剧、建筑、民主等各方面的成就之高前所未有。雅典的急剧崛起震惊了伯罗奔尼撒半岛既有的陆地霸主斯巴达。恐惧迫使斯巴达的领导人采取回应举动。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竞争，接着升级为对抗，最终爆发冲突。长达30年的战争结束后，两国均遭毁灭。
修昔底德这样评论这些事件：“正是雅典的崛起和由此引发的斯巴达的恐惧导致战争不可避免。”注意这里的两个关键变数：崛起和恐惧。
任何一个新兴大国的迅速崛起都会打破现状。哈佛大学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Harvard University’s Commission on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观察中国后得出结论：在21世纪，“这样的一个大国走上世界舞台必然产生影响”。
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方方面面的国际排名像中国一样攀升得如此之高，如此之快。仅仅一代人的时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GDP)曾经不及西班牙的国家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如果我们按照历史经验来判断，修昔底德陷阱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自1500年以来，大国崛起挑战统治霸主的15起案例中，11起爆发了战争。想想统一后的德国吧，它取代了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和英国的回应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中国的崛起令美国不舒服，但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要求更多话语权、要求在国际关系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样的要求很正常。美国人——尤其是那些教导中国人“更像我们”的美国人，应该反思我们自己的历史。
1890年左右，随着美国崛起为西半球的主宰力量，它做出了什么行为？未来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代表美国，高度自信地表示，未来100年是美国的世纪。在一战之前，美国解放了古巴；以战争威胁英国和德国，迫使它们接受美国在委内瑞拉和加拿大争端中的立场；支持哥伦比亚叛乱，使其分裂，建立了新的国家巴拿马，巴拿马则立刻授予美国建造巴拿马运河(Panama Canal)的特许权；试图推翻英国政府支持、由伦敦银行家提供资金的墨西哥政府。在随后的半个世纪，美国军事力量在“我们的半球”出手展开了30余次不同的干预，谋求以有利于美国的方式解决经济或领土争端，或者驱逐我们认为不可接受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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