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两则关于户籍的消息引起了中国公众的关注。一则是，公安部决定自9月1日起，北京、上海、广州等6个城市的非本市户籍就业人员和在读大学生可就地申请出入境证件。另一则消息是，据媒体报道，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
户籍改革几乎遭遇所有市长反对，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长期以来，中国户籍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户籍作为一项居民登记制度的本身，而在于与户籍相随附的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权利和福利，户籍成为获取这些好处的一种资格，而“户籍改革-城市人口增加-支付福利增加”的前景，无疑会给让已经承受巨大财政压力的地方政府更加紧张。户籍改革的关键也不是取消户籍本身，而是权利和福利分配的平等化。
相对而言，可以说就地办理出入境证件的新规得到了更多的欢迎。虽然也有批评，但也有人希望这能带来户籍改革的突破。这样的场景可以说已不鲜见，每当户籍政策方面出现一些细节性的改革的时候，媒体通常都会打出诸如“试水”、“悄然加速”、“大幕将启”这样的乐观标题，反映的愿望是好的，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不了了之，继续停滞，维持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格局，任由对户籍制度不满的民意火山继续蓄势。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动力和激励机制问题。由于中国政府权力无边无际，缺乏制约，政府本身也缺乏责任意识，且由于官员们基本没有受到过系统的法治和平等文化的熏陶，所以很难指望它们通过主动的改革去实现公民权利，例如自由迁徙权。所以在政府主动改革的时代过去后，通常出现大规模改革的情形只有两种，一是改革能给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带来现实可见的利益，二是不改革就会爆发迫在眉睫的危机，从而倒逼改革。除此之外，只有在社会百般推动下的枝节性的零星改革。
因为没有利益且有潜在的财政压力，所以市长反对户籍改革。因为回户籍地办护照除了给公民增加麻烦之外，并不能给本地行政部门带来什么实利，所以地方政府对这项纯粹的技术性改革没有抵制的必要。另外一点，就是有办理出境证件需求的大多是城市中较富裕的人群，他们虽然不能发挥民主社会中选民的制约作用，但也能通过舆论施压等方式促成政策的改变。
这就进一步体现了户籍制度的不平等性，以及户籍改革本身的不平等性。事实上受户籍政策影响最大的群体不是城市中的非本地籍居民，而是大量的农民工。户籍制度让大量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付出了青春和劳动，却不能享有平等的待遇。因为户籍的规定，他们缴纳的社保、养老基金经常落空，不能转化为保险和养老方面的福利。对于他们处在农村中的家庭来说，不仅产生了大量的留守儿童，其基本受教育权得不到保障，出现大量“老无所养、幼无所依”的场景，加剧乡村的荒芜化。这加剧中国的城乡差距，对他们也是巨大的不公平，但因为农民工即使在舆论场上都基本没有任何话语权，更不用说对决策的影响，所以他们成了受中国户籍制度伤害最大的沉默群体，这方面出现变革的可能性也最小。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