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陆续有一些人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和伤害过的人而道歉，最近更多了些。其中，陈毅之子陈小鲁反思文革的道歉信引起了关注。陈小鲁在信中说，“作为当时（北京）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向“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他还说文革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自己的道歉太迟，但必须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并表示“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
陈小鲁的道歉信代表了很多人尤其是经历过文革的人的想法，只是他们中一些人可能因为勇气或其他原因而未走出这一步。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黑暗的时期。与我们这几代人有关的，是十年文革。无论在中共还是国家的历史上，文革都已被定性为一场浩劫。但从国家层面来说，至今对文革的描述还是粗线条的，并未深挖文革爆发的根源。后人从官史中，只知道这是一场由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几个反革命利用，给国家和民众造成的劫难。
官方修史有自己的局限，因为它总是带有某种特定目的，预设自己的价值和判断，用某个标准和尺度去裁剪历史。官史一般也缺乏对历史细节的描写，人们记住的只是一些抽象的结论。
官史的缺陷，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民间写史来弥补。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家，民间有修史的传统，虽然官方不主张对一些历史的黑暗面揭伤疤，但民间这些年来对文革的描述和回忆，还是非常之多。不过同样遗憾的是，很多亲历者对文革的描述，多数是受害者对直接加害者和运动发动者的控诉。从个体和国家的角度看，这种控诉有其必要。但过多地单纯控诉也容易将文革简单化，似乎文革的灾难中只有加害者和受害者；而苦难则被当做一种资本来宣扬，这在一些曾经的红卫兵和上山下乡的知青回忆录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上述两种对文革的个体回忆和叙述，虽然价值取向不同，但在剖析自我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选择性还原历史，不敢或不愿触及自己灵魂的阴暗面。
故而，陈小鲁等人的道歉信和忏悔文章，就显得弥足珍贵。它在让我们看到那个疯狂年代发生的出卖与背叛、无知与暴力的同时，还对此种行为进行了反省和忏悔。尽管对受害者来说，这些忏悔来得有些迟。
今天再看这场充满历史荒诞性和悲剧性的运动，虽无法准确地猜测运动发动者的真正目的，但不可否认，像这种声势浩大、波及面广、历时弥久的运动及其造成的灾难，决不像官史描述的那样简单，如果没有千百万人迎合和参与，仅靠个人或少数人之力是不可能发动的，即使发动了也不可能长久和席卷整个中国。
很多人可能会辩解，当初投身这场运动，是出于对领袖的崇拜和迷信，以及“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向往和狂热，或者纯粹出于年轻人的无知和叛逆。这种辩解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至少不诚实。若当初因认识有限而认为自己的举动乃是革命的表现，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做错事，尚可理解，那么在中国官方对文革进行彻底否定后，还以当初的理由为自己的辩护，或者以大家都如此为自己寻求开脱，则是说不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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