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审把他从绝望情绪拯救出来。在一场拙劣的、试图模仿意大利人墨索里尼的暴动后，他和同伴们被以“叛国罪”被捕。
他了解自己的演说才能，他能像巫师一样让他的听众如痴如醉。他也了解自己的时代情绪，战争失败的屈辱、被迫做出的巨大赔偿、难以忍受的通货膨胀、还有那个具有民主形态、却无能不堪的政府……这一切都令公众都寻求一种发泄与复仇。
与审判者想象的不同，他拥抱了对自己的控诉，他没有把失败的啤酒馆暴动视为罪行，反而是一种拯救德国的悲壮努力——“我不是一个叛徒，而是一个为了德国人民争取最好生活的德国人”。
尽管最终在监狱里呆上了8个月，他却赢得公众的喝彩，在法庭上挤满了要为他佩花的妇女，报纸大幅报道了他的故事，让他的知名度陡然提升。
这个“叛国者”后来改变了20世纪历史，因大萧条而崩溃的经济与社会秩序最终把他推向了元首之位，他在慕尼黑的地方法庭上表现出的个人魅力不仅迷惑了整个德国，也曾让整个世界惊叹不已，他是阿道夫·希特勒。
当薄熙来站在济南的法庭之上时，我想起那个90年前的历史插曲。一个64岁的中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与一个35岁的德国失意退伍军人当然大不相同，但在本质上，他们又分享着某种相似。
当薄熙来在重庆展开他的政治与社会实践时，他无疑是中国最有魅力的政治人物之一。倘若你看到他的潇洒气度、公开露面时的笑容、还有强硬手腕，也不禁意外在中国共产党逆向淘汰机制所造就的一片庸碌中，竟还有这样的幸存者。
不过，这却是危险的魅力。在四年的时间里，他把重庆造就成了一个意识形态与暴力的主题公园，他试图创造出一种更高效的专制系统，这种效率是以牺牲巨大的个人自由与道德麻痹为代价的。它还有效地掩盖了这种模式付出的巨大经济与社会成本，与它必然的不可持续性。与此同时，他还在以此模式为基础，进行了一场小型的个人崇拜试验。但与其说他在试图复制毛泽东，不如说他与希特勒在早期的尝试更为相似——局部的极权，仍给社会种种美妙的许诺。
这实验的确征服了很多人的心。重庆的公众目睹着治安与交通的改善，城市绿化的增强，公务员的惶恐，官员与黑社会的被打压、还有大批廉租房的出现，这些不正是困扰中国社会的疾病吗？而唱红歌、宣讲革命故事、电视台里的经典影视剧，或许枯燥与单调，不也正是对这个日渐堕落与杂乱的精神世界的某种纠正吗？
他在重庆的实践，甚至可能代表着中国发展方向。这个国家似乎正处于又一个十字路口，她正茫然于未来的方向。政治停滞、野蛮的市场状态、失序的社会，都在渴望某种强有力的人物，给予明确的方向。中国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土壤，仍是催生独裁者的温床。
如今，重庆的谈笑风生已化作南柯一梦。当薄熙来站在法庭上时，他似乎仍轻易让公众倍感兴奋。面对一套陈旧的舆论系统、一个荒诞不堪的司法系统，一个受审者反而拥有了天然的道德优势。而薄熙来也正像是房间中的大象，审判者与受审者都回避核心问题（这是一场政治审判），而进行了一场煞有介事却无关痛痒的审判。而对于公众来说，它的花边性很快就超越一切，一切被娱乐之后，所有深层追问也丧失了可能。
在五天的审判中，薄熙来的形式主义再度征服了人心，人们赞叹的个人风度、逻辑与分寸、一些时候似乎还有情有义，却似乎完全忘记了他的政治生涯造就了多少个人伤害与制度破坏，他的个人是多么冷酷无情。而在结束陈词中，他不仅表现出巨大的无辜，还再度表现出某种理想主义，他是多么相信这个党，并愿为这种理想奉献。
1924年的希特勒的政治命运取决于接下来几年的经济与社会环境，社会的恶化最终促成了他的崛起，他的个人风格被视作崩溃社会的解决之道。对于薄熙来，倘若他得到某种保护，谁也不能预料，当这个社会在面临下一次巨大危机时，他是否可能获得新的可能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 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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