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我在重庆和当时那里的一把手见过。那时候，他正在向中国权力的巅峰前进，似乎已经看到了一线曙光。
尽管不能这样搭配词组，我还是要说，这是个风流倜傥的官员。长相俊朗，反应机敏，谈吐文雅，举手投足间，颇有领袖气质。
说实在话，在中国的官员中，这样的人是凤毛麟角。
他自己，也是以一个政治家的形象来展示自己。而所有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政治家是稀缺品。
听说，他在重庆非常努力，办公室的灯常常彻夜长明。所以，晚上在饭桌上，我对他说了这样的话：你是我的偶像。
当然，多少是为了找补我下午对他的不敬。
下午是一个座谈会。一把手从北京开会回来，据说下飞机后还去视察了一个地方，风尘仆仆进的会场，很谦恭地和在座的老同志打招呼寒暄。有人很有点献媚地说，昨晚看了红歌表演，真的不错，只是有的还不够专业。一把手反应很快，立即说，不专业就对了，这才显示是群众的业余演出。
真是聪明的回答。
出席这个座谈会的，除了我以外，大都是体制内的官员和学者。记得有前中组部长张全景，社科院副院长朱佳木，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还有温铁军、李希光、程恩富、崔之元、苏伟、房宁等人。他们说了很多赞扬重庆的话，这也可以理解，在那个场合。
一把手很认真地听，不时插几句风趣幽默的话。
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也是唯一一个说了不中听的话的。
记得我主要说了这样几条：一是说，群众是分层次的，一部分群众因为收入增加，住上了廉租房和公租房而满意的时候，也许另一部分群众为不能畅所欲言甚至不能开口表达而不满意。
二是说，我刚刚从美国回来，美国学者说，重庆打黑打了1000多亿财产，不知道哪里去了。
三是说唱红。我说，我看了红歌会，很多并不能算红歌，例如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小提琴协奏《花儿与少年》等，为什么要强调红歌概念呢？为什么要强调跟着毛泽东走呢？我说，现在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毛泽东是分水岭之一，左派认为毛泽东仍然是千古伟人，而右派则是完全相反的看法。因此，唱红歌的结果是使许多赞成重庆其他做法的人站到对立面去。
一把手脸色有点不好看，因为他的脸色本来就黑，我真的没看出来，这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他把椅子挪动了一下，更加正面地朝向我，一脸凝重。
但是，他只回应了我的最后一条。他说，按道理说，我应当不喜欢毛泽东，我父亲因为文革被整了十二年，我自己也坐过监狱，但是，我想来想去，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
晚上吃饭时，市委宣传部长何事忠端着酒杯来找我，说，我们知道你是好意，但是，我们不怕那些议论。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怕是不怕，但是很不满意。
据说，当时在场的有的记者汗都出来了，而一把手则质问秘书长，这个姓周的是干什么的，谁请他来的？
也许一把手真的不知道，重庆市委办公厅给我打电话时，说的是领导想请你到重庆来参加一个座谈会，可以主要谈党群关系。
那个时候，重庆有意识地约请一些也许持不同看法的人来参观，希望尽可能多的人为他们说话，起码是站台。有一个较为知名的学者，一向是给人以偏右形象的，一次碰到我，悄声说，我到了重庆，那儿搞得真不错。我说，那你写篇文章？他连连摆手：那我被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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