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未能让美国人相信必须做好与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领导下的德国开战的准备，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嘲讽地说道：“你想领个头，但回头一看，身后一个人也没有，这种情况多么可怕啊。”
美国总统通常的权力远没有听起来那么大。学者、记者和总统通常会夸大其职权。尽管罗斯福使尽浑身招数，但仍然没有治愈美国的孤立主义。正是1941年12月日本帝国偷袭珍珠港，才最终让美国从幻想中醒来。
哈佛大学(Harvard)的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编写的一本有关总统领导力的薄薄的小册子*，为许多神话提供了很好的“解毒剂”。经常接受白宫咨询的制出了一份美国总统对美国崛起的影响力的排名榜。
奈在研究过程中自己也感到意外。他发现，影响最大的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和老布什(George HW. Bush)等更为温和的“交易型”领导人，而不是那些伟大的“变革型”总统，尤其是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罗斯福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
或许这并非意外。在对国际事务的了解方面，其他美国总统都比不上艾森豪威尔或老布什。艾森豪威尔一直担任欧洲盟军总司令。老布什曾担任美国驻华外交官、中情局(CIA)局长和副总统。两人在竞选时都没有提出要重新设计世界。但在奈看来，两人在扩张美国权力方面更为有效，而且所用方式也比他们的前任更道德。
在8年任职期间，艾森豪威尔没有让美国陷入大规模战争，而且屡次拒绝使用原子弹的建议，尤其是在朝鲜、越南奠边府和台湾海峡爆发危机期间。他对自己的顾问们表示：“你们这些家伙肯定疯了。我们绝不能在10年内两次使用那些可怕的东西来对付亚洲人。”
同样，老布什也远不像其团队中的大多数成员那样兴奋。当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他拒绝了他们要大出风头的建议。他表示：“我不会拍打胸脯或在柏林墙上跳舞。”他的克制更容易让苏联后退。
相比之下，美国那些大谈抱负的总统对美国崛起的影响最小。奈显然不喜欢演讲或布道。他写道：“美国的例外主义意味着对欧洲权力政治的说教，这不一定符合道德。”
威尔逊拒绝与美国国会参议院在任何细节方面达成妥协，使美国失去了加入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的机会。建立国联的倡议正是由他本人提出的。威尔逊的长老式的固执让他的大部分梦想以及著名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化为泡影。当时的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表示：“即便上帝也只有十条诫命(Ten Commandment)。”
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和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均未获得多大的关注。他们做出的扩大越南战争的决定，导致美国犯下了20世纪最严重的外交政策错误。按照奈的对比，这种决定导致他们在本应博弈之际，却引发了意识形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即便是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也没有受到奈的青睐。尼克松引人注目地恢复中美关系正常化，改变了冷战的性质。按照奈的说法，美中关系缓和是一种防御性举措，而非美国霸权的扩张。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不太可能成为这本书的粉丝。
奈对里根要温和得多。与威尔逊一样，里根是一位道学家。但他以“一种普世的风格”隐藏了自己的宗派主义。尽管里根对世界不太了解，但他对人的了解很深。与老布什和柏林墙一样，他无视其顾问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疑虑，继续与这位苏联领导人做有利可图的交易。但他的影响不是变革性的。这种荣誉属于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于苏联，它在里根上台之前就已开始分崩离析。他只是帮助苏联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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