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和一位文化版面的编辑朋友聊天，她说到现在打电话给作者们，询问关注什么文化议题，文化领域的作者们几乎都在谈论政治。
为什么会这样？
这几年，谈论政治的气氛弥漫在中国各个阶层之中。不仅文化人在谈政治，企业家和明星也都在关心政治，谈论政治的气氛不限于精英阶层，大有全民上阵之势。即使上海这座以政治气氛淡薄为特色的城市，在地铁、公园、餐桌旁，谈论政治的声音也越来越多。限于篇幅，此文暂且不讨论这个时代出现了什么样的转折，面临着什么样的危机，只讨论文化人与政治的关系。
为什么中国文化人都在谈政治？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换成另外一些方式提问：在今天，文化人有只谈文化的自由吗？有和政治完全分离的文化吗？政治上的妥协，可以换取更多的文化权利吗？
最近北京关于小剧场的政策就是一个例子。北京政府部门动员“具有政治敏锐性和戏曲鉴别能力的社区志愿者组成小剧场义务监督员队伍”，“在网格文化监管人员的指导下，对小剧场的演出活动进行现场观演”（《北京市人民政府公报》2013年8月2日）。2012年，北京市文化局已经在北京的小剧场安装摄像头，实现了“1984”的理想。但在文化行政部门看来，这似乎还是不够的，要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加强管理。这使得小剧场的艺术青年直接面临一个问题：可以只谈小剧场的艺术，却不考虑悬在头顶的摄像头和隐藏在观众之中的眼睛吗？在这种情况下，“为艺术而艺术”变得异常艰难。
这是一个有些荒诞的现象。本来在中国的文艺青年中，“政治冷漠症”和“极权美学爱好者”的比例相当多。通行的观点是文艺与政治无关，即使有政治观点，往往会对暴力美学和极权美学有热爱。如果仅是对美学的热爱没有太大关系，但最后往往转换为对极权政治的热爱。“1984”的世界稳定又和谐，似乎很美好，但是当“1984”变成日常生活，稳定、和谐就会变成封闭、无趣的代名词。这也是在从反面提醒文化人，需要重新校正自己与政治的关系。即使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能够做到完全顺从，也难以确保自己无虞。
郭敬明的作品几乎不涉及政治，平时偶尔谈论政治也是坚持绝对的“政治正确”。去年郭敬明曾经发过一条微博，自称是“中国的脑残粉”：“我就是曾经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哭了的人，我就是每次看奥运听见国歌就眼红哽咽的人，我就是曾经半夜看网上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时，中国人保护火炬的图片，看得嚎啕大哭的人。你们不用怀疑，这种人是存在的。我的祖国确实有很多问题，但这并不影响我毫无保留地爱它，为它自豪。”但是今年郭敬明的电影《小时代》上映之后，《人民日报》却发表文章认为不能“无条件地纵容《小时代2》、《小时代3》的出现”，对“中国的脑残粉”郭敬明进行严厉批判：“聪明地抓住了自己的目标受众——数量庞大的青少年群体。幼稚和单纯、热情和盲目、生动和做作，是青春文艺的双面胶。同理，非理性、类型化、跟风，是郭敬明作品……流传的本质。”（《人民日报》7月15日）当年面对抄袭事件非常傲慢的郭敬明，这时却非常恭顺，表示《小时代》确实有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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