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陷入了困境。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成了“一厢情愿”的总统——他很乐意改变美国的财政状况，很乐意加强枪支管制，很乐意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但无情的共和党人一直在说“不”。在大西洋彼岸，经济疲软让欧洲各国领导人缩手缩脚。民粹主义的抬头充分暴露出民主制度的严重缺陷。目前需要的是一针威权主义效率的强心剂。
这种论调几乎无所不在。它被中国官员挂在嘴边，因为他们极力想用自由民主制度的犹豫不决（这种犹豫导致经济衰弱），衬托出中国威权政府的果断。在其他地方，富国的可悲状况也削弱了西方价值普世性的新殖民主义主张。
这种论调不只是会误导人。它将各个国家面临的压力归结为民主国家独有的难题。即便如此，绝望的附和之声仍在悄然潜入民选政治家的言论中。领导人哀叹自己的无力，他们抱怨自己活在反政治的时代。做“对的事情”只能促使选民将他们扫地出门。意大利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的五星运动党(Five Star Movement)也好，英国独立党(Ukip)也罢，占上风的总是打扮成爱国者的民粹主义者。
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的英国独立党就看准了风向。该党曾被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讥笑为“疯子、怪物和隐蔽的种族主义者”，但最近凭借着反移民、反欧洲的民粹主义，该党在地方选举中获得了超过20%的选票。卡梅伦首相如今感到有必要通过立法阻止更多外国人前来。
此外，五星运动党几乎令意大利政局陷入瘫痪，尽管这种说法听上去很矛盾。在希腊和匈牙利，右翼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反伊斯兰的法国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蓬勃发展。芬兰有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班(Viktor Orbán)偏袒该国尤比克党(Jobbik)的排外极端主义，他的议程令人不快地回忆起上世纪30年代。
除了利用生活水平下降引起的不满之外，这些运动的其他共同点是极度敌视“外面的世界”——欧盟(EU)、全球化力量和/或移民。英国人不喜欢听欧盟发号施令；法国人不会甘心让一种文明的社会模式屈服于中国低工资的竞争。在困难时期屡屡被当作替罪羊的移民被指责偷走就业岗位，破坏社会和文化凝聚力。
有时候，民主确实需要在合法性和效率之间做出暂时的取舍。选区划分不公（比如在美国），政党支持者的地域分布差异严重（比如在英国），这些也损害了政府的效率。共和党害怕茶党(Tea Party)的民粹主义，卡梅伦则担心英国独立党吸引保守党那些老龄化、规模缩水的支持者群体。
目睹欧洲这几年的局势演变便不难想到，一个开明的专制者或许比27个民选政府更有能力终结欧元区旷日持久的困境。我们不应当感到惊奇。但人们熟知的那句话大概是对的：除了其他一切制度之外，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没有多少欧洲人会为了快速解决欧元区危机而放弃自己的投票权。
不能因为民主国家受到民族主义的困扰，就认为问题在于民主制度。还有一些更为乏味的解释。一些人会从欧元最初的设计缺陷谈起；还有一些人则归咎于对紧缩经济学的盲目信任，而正是紧缩将危机后的衰退转化为持久的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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