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我在美国访问中，我的好友、经济学家谢千里（Gary Jefferson）教授给我转来《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批评中国人权状况和民主缺失的文章。其实，在欧美的主流媒体发表这样的文章对我们而言已经司空见怪，而在北京奥运会前《纽约时报》发表这样的文章当然是有考虑的。尽管这样的文章对中国的批评原则上并不错，不过，谢千里教授还是觉得有必要换个角度来说这些问题。中国当然还不是一个民主政体，人权的状况也有诸多可担忧之处，这些尽人皆知，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因经济快速发展而在这些方面逐步改变的程度。简言之，值得提醒西方读者的是，不要忽略了中国内部真正政治变革的推进程度。
于是，我们决定以这个视角合作写篇文章给《纽约时报》，希望能够在奥运会前后发表。由谢千里教授主刀，我们写出了文章“Rights in China: Half Empty or Half Full?”，几经修改给了《纽约时报》，可是，《纽约时报》最终还是决定不发，可见其意图。这当然没有关系，我们决定把我们的想法扩展成一篇学术论文，深入地讨论一下中国政治改革的逻辑。于是就有了后来我们合作的一篇论文“政治变迁的一个内生经济理论”。 很快，谢千里教授携带该论文在芝加哥大学的那个由科斯教授发起的纪念中国改革30年的研讨会上做了报告，现在该文收入了我主编的英文著作《中国经济未尽的改革》中，即将出版。
我们在文章的开头就说，西方媒体群起检视中国的人权，美国公众把人权视为衡量中国政治进步的唯一尺度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对中国人权纪录的批评有其真实的一面，但这种批评低估和忽视了中国经济改革30年来中国政治变迁的程度。中国巨大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广泛的经济权利（产权）从国家转移到公民的基础之上。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典型特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些权利的行使正在创造个体和群体间的冲突，这反过来要求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创建调和这些冲突所必须的制度。结果是，公民政治权利（人权）取得进步，民主化的进程不可逆转。
我们在文章中给出的逻辑看上去不可思议，因为我们认为对于经济发展而言，人权的发展是私人产权的扩展与延伸。但这样的逻辑不是空穴来风，更多还是基于经济发展的理论与东亚的经验。实际上，就在2008年，世界银行就曾邀请几位在政治制度、政府治理和经济发展方面的世界级学者就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话题进行过总结。其中，曾写出《历史的终结》（1992）和《信任》（1995）一书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给出的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与我们不谋而合，也许这并不是偶然。
福山认为，政治发展至少要包括三个独立的组成部分。第一是国家能力的建设。国家能力建设是指创建合法的强制力、界定主权、塑造官僚体系的行政能力、实施政策法规、征税并提供公共产品。第二是对私人产权保护和法治。第三才是民主。
福山特别指出，首先，对于那些低收入的国家而言，国家能力的建设似乎比法治和民主重要得多。其次，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发现，对于经济增长而言，保护私人产权比人权（如言论、集会和宗教自由）更重要。历史上看，很多高增长的国家的政府只是部分地为私人产权提供保护，但不怎么保护个人的其他权利（人权）。最后，大量的跨国研究发现，民主与增长的正相关性显著地弱于两者的负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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