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正在恢复常态。这并不意味着快速恢复充分就业状态，或重返一个对投资者而言低风险的世界；而是意味着，全球化的基本现实正变得越来越明晰：我们正处于一个多极世界，富裕国家与有能力的穷国之间的技术融合十分快速。新兴市场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壮大，每个国家的政客都对这个阶层极为关注，同时忽视其他阶层（尤其是低技能的劳动者阶层）此起彼伏的抗议。尽管物价相对稳定，但全球正在——并将继续——经历高度的实体经济波动。实际上，这种状态是对19世纪末“旧常态”(Old Normal)的回归。这是一个我们能够理解的世界，即使我们不喜欢它。
在国际政治中，正如早已预言的那样，1945-2000年的“美国世纪”已让位于一个美国仍居领导地位、但正在失去主导权的世界格局。因此，全球格局既不是彻头彻尾的冲突状态，也不是平稳的国际治理，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某个地方。这种经济与军事主导权分散化的表现就是，几种主要货币——而不是仅仅一种货币——正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出具发票和储备管理，而且这一趋势还将延续下去。
货币的使用与地缘政治关系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因此美元不会被迅速取代，但是区域性的替代性货币将继续崛起。这恍然有种19世纪的感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B)教授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声称，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几种储备货币共存的漫长时期——19世纪末就是如此，我们如今也处于这种时期，对国民经济和投资者来说，这会加剧经济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
在这个多极世界中，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足够权威，可以全面保护知识产权这类全球公共商品。这类保护力度的弱化，也会加快能干的新兴市场追赶发达经济体的脚步。有人把这种趋势视为中国崛起或数字化盗版的结果，但是不要忘了在维多利亚时代德国和美国也曾对英国的创新进行“逆向工程”，甚至侵犯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的版权。
同时，正如哈佛大学(Harvard)的埃尔赫南•艾尔普曼(Elhanan Helpman)所论证的，缺乏知识产权保护会降低投资创新的积极性。因此技术行业的领导者会放慢发展脚步，这也会加速后来者的赶超。而这进而会削弱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相对实力，进一步降低他们执行知识产权法规的能力。整个循环周期会增加老牌跨国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
频频出现的国家对抗、多种储备货币、遭到侵蚀的知识产权以及许多行业加剧的企业竞争，会加重实体经济的波动性，降低投资。其结果是，由政府支持的大型国家基建项目将成为不断增长的资产类别，正是这些项目主导了19世纪末的发展。较安全的低回报投资和投机性的高回报资产之间将变得泾渭分明。
但是正如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段时期一样，如今的趋同和竞争（以及由此导致的动荡）可能（我相信将会）在全球化不会崩溃的情况下长期存在。当年这种格局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尽管有军备竞赛和冲突，但是法国和德国——更别说英国和美国——的利益决定了它们希望维持现状。而且，和当年一样，当今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希望维护自己的合法性，打击包括恐怖分子和革命者在内的非国家势力，并保持贸易和金融的跨境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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