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年底写了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在中国引起一阵文化骚动。细读下来，引起争议的主要是《谈革命》。《说民主》不过是对之的补充而已。《要自由》最无新意，基本不出八十年代初知识分子的思想，只是说得更大胆些而已。
韩寒是年轻一代反叛的象征，就像是童话中那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女孩儿。所以，他不仅是青年的偶像，在知识分子中也很受尊重。《谈革命》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震动，一大原因就在于许多过去非常尊重他的知识分子，觉得这个反叛人物好像突然接受了“招安”，乃至对他的动机生出种种猜测。
这些猜测动机的“噪音”，当然不利于思想的讨论。但是，韩寒本人对此并非没有责任。在《谈革命》这篇自问自答的博文中，是他以“最近中国群体事件频出”的问题开始，并且，也是他对自己提出“你的观点非常的五毛党”这样的问题。他显然清楚：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为现实而辩护的，所以等不及别人攻击就要先自辩一番。
之所以要先讨论这些背景，是因为它们和韩寒的核心论点有着重要的关系。以下是他的论述：
“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
“文化人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没有感染力。”
他最后的结论是：“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 “无论中国发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处的地位和角色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别说能作为领袖了。而且国民素质越低，文人就越什么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从字面上解释应该什么样子的来逃避中国的现实……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再由你来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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