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中国的宏观形势不容乐观。虽然3季度GDP增长率依然有9.1%，但与2007年二季度的14.5%相比已经低出了多达5.4个百分点。综合考察这几年的数据，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态势已经很明显。雪上加霜的是，通货膨胀自2010年年初以来一路上升然后高居不下，这一轮通胀特别顽强，最近虽然有所回落，但是随着货币逐渐开始放松，通胀回头的危险远未解除。
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同时通货膨胀却很顽强，这二者共同指向一个可能性，即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下降。在人均收入只有4000美元，也就是发达国家十分之一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会不会减速，甚至停滞？
这个问题绝非杞人忧天。翻开二战以来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增长—停滞”的模式。很多拉美、东南亚、非洲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以后，并没有能够一帆风顺地增长下去，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是经历了长时期的停滞，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真正能够踏入高收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仅有亚洲四小龙等有限几个国家。
若要避免减速和停滞，关键的问题是进一步增长的动力来自何方？
以史为鉴，我们过去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不妨从过去的经验中再找一找。粗粗梳理一下，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有这么几件大事值得注意。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帮助解决了粮食生产问题，解决了吃饭问题，同时帮助把农民从农业中释放出来，为工业的发展做了准备。二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没有人想到的地方长出了一大块GDP。三是亿万农民工进城，借加入世贸的东风参与世界分工，从此全世界都可以买到中国制造。
这几件事都与农民有关，概括成一句话，解放农民是中国改革的根本经验之一。对于一个初始人口中农民占80%的国家而言，通过解放农民促进生产和带动经济增长，其实是毫不奇怪的事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把农民从无效的集体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中解放出来；乡镇企业是把农民从农业和土地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但是依然离土不离乡；农民工进城是把农民进一步从农村解放出来，可以进城了，虽然还远远不完全是城里人。
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的改革奉行渐进的逻辑，解放农民也是一步步来的。从大集体生产到分田单干是第一步，拿掉了生产组织形式上的一个低效的枷锁。乡镇企业是第二步，除了种田农民还可以开工厂，但是只能在农村开，不能到城里开，离土不离乡。亿万农民工进城是第三步，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干得好的还可以创业，参与国内、国际大市场的分工合作。这每一步之后，都解放了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奇迹。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农民身上的潜力释放完了吗？这个问题在目前尤为重要，因为长达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增长的机车似乎在慢慢失去动力，需要寻找新的燃料了。
有一个证据表明农民身上的潜力还没有释放完毕，那就是城市化还远没有完成。倘若说过去的增长靠的是工业化，那么未来的增长就要靠城市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本来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很多国家也是同步进行的，但是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这本来难说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客观形成的结果，是目前城市化水平依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而城市化的发展可以带动进一步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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