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一书的作者黄仁宇先生在千禧之年元月驾鹤西归，距今已有11年之久。
在众多史学家眼里，万历十五年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历史年份，却成了大明帝国明显衰败的不祥之年。正是凭借这份独特的发现，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腻的笔触，将大明帝国必然衰败的深刻内在机理淋漓尽致地剖析在世人面前，发人深省。
21世纪的世界和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深刻的变化是全球化把中国和其他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但万历十五年（1587年）的中国仍然与世隔绝，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俯瞰众生，被动地接受外界的变化，甚至顽强抗拒。
“大国心态”一览无遗，但固步自封必然导致落后，保守循旧肯定阻碍创新，大明帝国衰败应在情理之中。正如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中所说，“《万历十五年》旨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16世纪中国社会传统的历史背景是大明帝国统治的文本蓝图，亦是大明帝国统治衰败的导火线。当时统治阶级层面唯一能做的是在统治利益集团——文官集团——内部保持某种微妙的利益均衡，并确保下层最基本的生存和社会的稳定。这种只能调整统治集团内部利益而不能彻底变革和创新的权宜之计，虽然可以延长帝国的命，但对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持续发展却带来了巨大代价。
万历皇帝是历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很多史学家把他斥为大明帝国昏君或庸君之一。当然，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他十五年不上朝的历史记录就足以让人目瞪口呆了。更何况，万历在一段时期内为了立储的问题与全朝文武官员为敌。这样说来，大明帝国的衰败是不是自万历皇帝始，带了一个不励精图治、不团结文武百官的坏头，以至于使后面的统治者一代不如一代，最终导致帝国的衰败，甚至灭亡？
非也。在黄仁宇看来，大明帝国的衰败乃至灭亡非因个人，实乃虚无飘渺的道德统治与道德劝告无法整合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统治阶层与下层之间、国家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变化和利益协调，从而导致统治者治理能力的下降，衰亡便不可避免。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待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可圈可点之处颇多。万历皇帝具有丰富的感情世界，无论从他对自己的老师张居正的感情依恋，还是他对母亲慈圣太后及心爱的妃嫔郑氏的感情寄托，都可以看出他是个性情中人。不过，万历对老师张居正的依恋，更多是景仰他的政治才能和宫廷斗争的平衡力，当然，也有一种微弱的个人情感夹杂在里面。张居正死后被敌对派彻底清算，万历皇帝完全可以保全他的家族和声誉，但他放弃了这种努力。复杂和微妙的宫廷门争让他无能为力，也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
万历对待慈圣太后的感情则是一种养育之恩和皇家威仪的混合体：一方面万历具有普通人的性灵，对母爱表现出天然的亲近感；另一方面，慈圣太后是皇家威仪的最高表征，因此万历的感情也必须呈现出皇家威仪的连续性，在她面前表现得非常谦恭和礼貌。这种烦琐、等级森严的皇家威仪严重摧残了万历的个体展现和性情释放，从午朝误传到郑贵妃册封事件的处理，万历心理的微妙变化已闪烁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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