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与经济嵌入到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了。
——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
中国故事并不易说。
从哪里开始呢？从时下热闹的民族复兴与微博反腐开始？还是从过去十余年的“胡温景气”谈起？或者从过去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的筚路蓝缕，或者从1949年以来的百转千回开篇，还是上溯更早？
巴尔扎克断言小说是民族的秘史，那么经济则可能是理解国家命运的秘匙。回望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表现确实耀目：连续多年两位数的GDP数字增长，跻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甚至还有不少预言称中国将在2020年前超越美国。这一切，令世界侧目，“中国奇迹”以及“中美国”等说辞纷至沓来。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其代价亦有目共睹。国富民穷、腐败横行、房价高涨、通货膨胀、贫富不均、社会不公等等问题丛生，甚至养老、看病、求学等民生问题，也并没随着整体经济的驱动而自动抹平，反而日渐严峻，对于中国经济崩溃的质疑之声也始终挥之不去。
在高歌猛进的靓丽数字背后，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所谓“后发劣势”的阴霾始终挥之不去——讽刺的是，杨小凯还叫杨曦光时，这位19岁少年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掷地疑问，也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崛起而自动消逝。
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经济崛起如何重塑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富裕抑或贫困，幸福抑或不幸，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中国？无论是张五常的地方竞争模式，还是钱颖一的“财政联邦制”，抑或是秦晖所说的“低人权优势”，再到林毅夫的“比较优势”、“新结构主义”等等，林林总总的理论，随着时间推移，似乎难以完全令人信服。
国外有一种小玩意，名曰中国盒子。它由好几层组成，打开外面大盒子，里面是个中等盒子，再里面又是小盒子，如是再三，直到打开最小的盒子，才是谜底所在。由此，中国盒子一词常喻极尽复杂之事，而现实中的诸多中国问题，也与中国盒子一般迷雾重重——难怪台湾政坛“揭弊”大王之称的邱毅先生，曾将自己的揭露能力超强归结为研究大陆经济的专业出身。
诚然，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不仅是人类历史的一场伟大实验，也是涉及十三亿人的中国戏剧，没有人可以袖手旁观。但其全貌，恐怕难以一言道尽，也只能通过不同领域的观察描画轮廓，这也是笔者多年以来试图思考并试图回答的问题。
中国故事虽然犹如迷宫，但是笔者并不认为存在人间奇迹，其中必有符合常识的经济逻辑可以解释。在《中国经济怎么了》一书中，我试图从宏观、金融、财税、民生、商业等不同的部分来拆解中国盒子，试图拼接出相对完整的中国经济景观。
理解中国经济，首先必须回答中国经济的增长根源。以往流行的投资、消费、出口“三架马车”看重短期总需求，但从经典增长理论来看，长期增长往往与技术进步、资本投入、劳动力状况直接相关。
反观中国，过去数十年经济增长动力，源自廉价劳动力以及改革开放以及加入WTO三点。也就是说，中国的三十年经济增长并非所谓人间奇迹，而是符合人类市场规律的体现而已。按照经济学学家麦迪森的数据，1952到1978之间，中国人均GDP增长仅为2.34%，不仅不及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也使得中国与世界人均GDP水平不断拉大。
换而言之，1949年之后，后三十年漂亮的数字背后，一方面反衬出前三十年的基础薄弱，另一方面则发出投资驱动增长的警告。温家宝曾多次评价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而持续十年的“胡温景气”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经济诸多弊端。
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指出东亚增长不是奇迹，其高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这一被视为“神奇预言”的文章，因随后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而广为人知，克鲁格曼也在2008年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
二十年过去了，中国是不是例外呢？遗憾的是，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惯性强大，近年来尤以“四万亿”前后表现的最为集中，其国退民进、产能过剩、生产效率下滑等不良后果可能需要很多年来消化清洗。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即使一时换得反弹，却难以持久，这也是笔者连续撰文批判其无非是“播下刺激，收获萧条”。
站在大历史的眼光来看，三十年的市场化推进，一方面建立基本的市场体制，另一方面诸多关键要素、领域的市场化仍旧有待推进，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言，“20年来经济处半统治半市场状态”。
经济规律与生活常识已经多次揭示，如不彻底市场化，必然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造成诸多“事与愿违”的结果。环顾四周，诸多流弊，在金融，股市、房地产市场、石油等领域比比皆是，不仅造成民众对于民生的诸多不满，也必然降低中国的投资效率，无法实现市场的自动出清。
最为典型的房地产市场，看似无数开发商自由竞争，但诸多症结，都与离不开土地问题。从香港到内地，富豪榜上赢家，房地产所占不菲，华人为何偏好房地产？谁在推高中国房价？贪婪开发商还是精明的丈母娘？“史上最严厉”房地产调控为何吃力不讨好？通过系列分析，回顾十年房价涨跌，很多答案或许昭然若揭。
然而，市场化并不简单意味着政府的退出。作为监管者以及游戏规则设立者，政府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改革路径也应该有所设计。以近年数度风生水起的金融改革为例，虽然有国际金融中心以及金融改革实验区的推进，但是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利率自由化等争论仍旧举棋不定。以人民币而言，其“内贬外升”备受关注，屡屡跌停玄机何在？随着中国经济成长，人民币如何顺势成为真正的国际化货币？离岸人民币中心如何发挥应有作用？
邓小平南巡时曾表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如今，金融地位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改革成败事关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诸多改革不可不做，不可不慎，难点何在？路径如何？ 因此，在《中国经济怎么了》中“资本风云”、“股改之路”、“货币之惑”等章节，笔者结合市场动态，也给出一些政策建议以及思考。
当政府之手以微观方式进行各种翻云覆雨的“宏观调控”之际，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体量增大，市场力量也在以各种方式在各种罅隙之中“野蛮生长”。这是一个细微而伟大的变化，无论从股市对于经济指标的意义，还是吴英等人为代表的民间借贷潜滋暗长，抑或电商价格战背后明争暗斗，中国民企为何偏爱多元化以及为什么没有乔布斯，不同的问题背后或许有相同的答案——无论个体还是企业，都是实践商业“用脚投票”的模式，是以不同方式“倒逼”体制改革，这也是笔者专门在《中国经济怎么了》中留出“商业观察”的意义所在。
时过境迁，无论人口红利还是制度红利，都在近三十年高速成长中消耗殆尽，重启改革的呼声也日渐高涨。改革是系统工程，推进需要大智慧，这也与近些年频频提及“顶层设计”息息相关；如今经济失衡已经从外部转移至内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关键关头，改革更为紧迫，对地方政府权力的约束将成为重中之重。
从经济领域而言，笔者更为推崇从财税领域推进改革，因此在《中国经济怎么了》专门开辟一章来谈论预算法以及预算公开种种，甚至在2012年在微博进行了关于《预算法修订案》征求意见延长的投票，感谢成百上千的人在支持这一投票。“税来如山倒，税去如抽丝”，折射出中国宏观税负不能承受之重。税收作为一种“必要的恶”，并不是保护费，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更不该是累累出没的劫匪；想要看好自家荷包，就必须管住政府“钱袋子”，唯有通过约束政府预算。
财税如此重要，正如学者所言，“预算问题决不仅仅是个无关紧要的数字汇总，而是关系到民主制度是否名副其实的大问题。” ——须知，现代公民的萌生，首先是作为纳税人的萌生，无税收，谈何权益？
除了纵向比较，我们更应该横向对比，因此在“环球镜鉴”中谈到了一些国际关注的财经问题。伴随着全球经济高增长成为美好昨日，各国债务狂欢之后不得不面临“去杠杆化”艰苦过程，从欧洲到日本，再到美国，这次有什么不一样？各国经济镜鉴不远，不过中国仍旧有改革的时间窗口，未来或许能够避免今日的“日本病”。另一方面，从国际趋势而言，当新自由主义顺风顺水若干年之后，放开管制的潮流被视为“金融危机”的渊薮之一，也遭遇来自社群主义等挑战，“占领华尔街”等运动也可视为草根的反抗。
这篇前言甚至《中国经济怎么了》一书，更是类似问题的汇集，而不是答案的总结。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曾和哈耶克同年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曾有一句名言：实际上，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只有问题，所以，“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分充其量是人为的。也正因此，对于中国问题的思考，从经济开始，并不意味着经济结束，甚至专制政府还是民粹主义，也取决于当下的选择。
正如缪尔达尔所言，“中国的戏剧概念不完全是喜剧，最容易引人入胜的恰恰是即将上演的悲剧。”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仅仅谈论市场化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有如横扫一切快速前进的东方列车，跟上时代是唯一主旋律，但是机遇并没有公正地垂青每个人。公正问题也是笔者思考较多的问题，经济学往往关照实际如何，但是有时应该如何也值得探究。正如书中所言，在中国真正变得“富裕”之前，都需从根本上反思经济增长的目的。
按照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看法，除了学习以自由来看待发展，还应该证实发展带来的不公问题：“如果不是认识到这世上存在明显的但可以纠正的不公正，巴黎市民或许不会起义攻占巴士底狱，甘地或许不会质疑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马丁•路德•金或许也不会在号称“自由和勇敢者家园” 的土地上奋起反抗白人种族至上主义”。
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中国经济的赶超并没有完成，更大的挑战刚刚上路，还在寻求“正常化”的探索之中，需要谨防奇迹演变为危机，那么理解中国经济的前因后果，也助于厘清思路，看到更远的未来。
当经济学还叫政治经济学时，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之一马歇尔就在他教科书将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断言世界的历史是由宗教和经济的力量所形成的。
回顾历史，仍旧是为了关照当下，经济学更多是一种现实世界的解释，而并非改变世界的唯一动力。虽然人们常常嘲笑经济学家意见迥异，每每三个经济学家就有五种观点，但是理解世界并非依赖自觉，更应该依赖理性，不可否认，经济学有其基本共识以及普遍规律。在现代社会，无论普通公民还是决策者，都应该具备基本经济学素养，这对于国家以及个人，都大有裨益——这也是笔者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FT中文网）开设《经济人》的目的所在，留心财经事件背后的人与事，立意将经济理论作为普遍常识加以推广。
新闻太多，新闻又太少；阅读太快，阅读又太慢。这似乎是每个现代人的症结，新闻越来要来多，值得一读却少之又少，阅读的速度在增加，但是阅读的深度却在下降。难怪有人说，一条新闻的生命，就像雪花融化在指间那么快，不过有国外同行表示，检验文章的质量标准，就是能否重新印刷（reprint），这就是笔者将数年以来文章思考结集的动力所在，以此激励检验日常工作。
一路走来，作者的成长，离不开师友帮助，甚至不少是来自“陌生人的慈悲”，不能一一鞠躬，在此表示由衷感激。不过，《中国经济怎么了》一书不少内容来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FT中文网）《经济人》专栏，首先感谢东家FT中文网的诸位同仁，尤其是总编张力奋的宽厚与支持；其次，书稿成型阶段，因财经奖学金之故，笔者正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进修，感谢期间林毅夫、周其仁、卢锋、薛兆丰、汪丁丁、黄益平、姚洋、张维迎、贺卫方、邓峰等诸位师者的授课解惑；最后，则不得不重点感谢本书责编以及好友王笑红女士，及邹至庄、韦森等代为推荐的老师。此外，笔者需强调，书中的错误遗漏，均系作者个人之失，与他人无涉。
最后，作为一位新闻评论者，虽然《金融时报》素有“No FT, no comment”的传统，但笔者以一己之笔，之所以谈论如此之多问题，虽大多局限于财经领域，但亦难免有越界之嫌疑。幸而，新闻业虽然遭遇挑战，但是毕竟传统古老，笔者可能面临的尴尬也有前辈挡枪。
大概半个世纪前，一位前辈曾经面临过严苛的类似责问：“必须要有那么一个人自以为知之甚多、而对如此众多的事情说三道四，这难道不荒唐可笑吗？……你为什么不承认你是一个局外人，而且因此就概念而言，你是一个大笨蛋？”对此，这位前辈毫无压力，如此回应：“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对了，这位前辈叫沃尔特•李普曼。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为作者新著《中国经济怎么了》前言，8月10日在上海图书馆季风有本书读书会，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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