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很少有哪个地区能够像拉丁美洲那样从中国的崛起中获得如此之多的好处。1990年，中国仅在拉美出口目的地中排名第17位。到2011年，中国已经成为巴西、智利、秘鲁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也是阿根廷、古巴、乌拉圭、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在此期间，年度贸易额从不起眼的80亿美元增加到无可替代的2300亿美元。中国领导人预计，2017年这一数字将会达到4000亿美元。
在中国建设大型城市、修建高速公路和铁路网、满足人们空前需求的过程中，拉美拥有中国所需要的很多原材料。智利的铜、秘鲁的锌、巴西的铁矿石大量运往中国。该地区是粮食的“中东”，占全球农业出口的40%。它为缺水的中国提供大量的牛肉、家禽、大豆、玉米、咖啡和动物饲料。如果“Chatinamerica”（意为中国与拉美）读起来跟“Chindia”（中印）、“Chindonesia”（“中国-印度-印尼”铁三角）一样顺口，这个词肯定早就被创造出来了。
这种经济关系蓬勃发展的速度，引出了两个对世界其他地区也同样重要的问题。第一，中国经济增长和投资放缓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这个过程已经开始。第二，拉美如何打造一种超越以往纯粹依赖大宗商品的经济关系？
为了弄清楚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我们首先应该分析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起飞时，不同国家有着怎样不同的“命运”。正如委内瑞拉学者兼外交官阿尔弗雷多•托罗•哈迪(Alfredo Toro Hardy)在他的著作《颠倒过来的世界》(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中明确指出的，既有失败的国家也有成功的国家。
总的来说，失败的国家就是墨西哥，以及中美洲的“墨西哥式经济体”——它们有着低成本的组装和制造加工出口工厂。拿墨西哥来说，它是包括玉米和大豆等原材料的纯进口国，中国的崛起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给其带来的主要是消极影响。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制造业力量的增强，墨西哥的工厂失去了竞争力。从2001年到2006年，墨西哥占美国个人电脑进口比重减半到7%。与此同时，中国的比重则增加了两倍多，达到45%。
成功的国家就是巴西和南美一些“巴西式经济体”。不仅中国大量增加从秘鲁和智利等国的大宗商品进口，而且大宗商品超级周期还将原材料的价格推到历史高点。凯文•加拉格尔(Kevin Gallagher)和罗伯特•波塞坎斯基(Roberto Porzecanski)在他们的《室中龙》(The Dragon in the Room)一书中估计，近年来拉美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三都是大宗商品出口的贡献。与中国贸易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些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大约达到5%。
然而，即使是在繁荣年代（并且它行将结束）也有很多担忧。廉价的中国进口产品损害了拉美制造商，甚至包括巴西等有着先进工业基础的国家的制造商。大宗商品出口国货币升值，使得它们的制造业产品竞争力进一步下降，这是一种典型的“荷兰病”(Dutch disease)。托罗•哈迪等一些人担忧，对大宗商品的过度依赖可能意味着“倒退到”初级出口型经济。他认为，对于巴西这类高技术生产国来说，这有一种新殖民主义的味道。
尽管这些担忧在拉美引起了特别的共鸣，但也适用于其他依赖中国大宗商品需求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和蒙古。很多国家都把农业或者矿业押注在中国永不枯竭的需求上，但现在中国经济却在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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