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续
6月21日，广州律师唐荆陵因涉嫌所谓“颠覆罪”遭批捕。如此“高大上”的罪名，近年已极少使用，包括对许志永、郭飞雄、浦志强等良心犯，中国当局用的都是涉嫌扰序等治安罪名，尽量去政治化。对唐荆陵案再度祭出政治化大棒，显示当局正调整策略，对民间社会尤其对异议人士的遏制不再忌惮政治成本，不再讲技术含量，不再留余地。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批捕唐荆陵之前，会重判江西新余三君子。虽然新余刘萍、魏忠平、李思华原来的“非法集会罪”不成立，但改罪名之后，反而获刑更重，远远超过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等新公民运动“主犯”——后三人总刑期不足十年，前三人总刑期竟高达十五年。
唐荆陵被捕和新余案重判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信号，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与此同时，全国律协联手公检法整顿律师队伍；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作报告时，实际代表最高当局抨击社科院被 “境外渗透”；国安委在全国范围彻查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真是八方来风，黑云压城，以致不断有人惊呼：“新反右”的狼来了。
这种“新反右”，不可能出自统治集团的个别意志，似应出自最高当局。习近平所谓“中国梦”、所谓“第三条道路”到底是什么，答案逐渐清晰。原来的模糊空间，正在烟消云散。
政教合一不容挑战 主张宪政即为极端
对习近平的政策指向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种认为他有红卫兵情结，要复活毛时代；一种认为他最终会推动宪政转型，但起初不得不打左灯向右转，来迷惑左派。这两种解读都一厢情愿。第一种解读太低估习近平，尤其低估他因个人历史和家族历史对毛的不满。第二种解读太高估习近平，尤其高估他对现代文明的认知。
实际情形复杂太多。毛泽东毕竟是共产党政权的开创者，习近平的政策不会照搬毛，但毛泽东遗产中对党有利的部分他也不会拒绝。即他对毛泽东的亲疏，完全根据党的利益来决定。
习近平本人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他在墨西哥怒斥洋人指手画脚，不是表演，而是真心话，反映其对普世价值、对宪政，尤其对国际人权干预，是抱有抵触乃至敌意的。民主可以讲，法治可以讲，但要自己解释为我所用。自由和宪政则是绝对的高压线，凡可能削弱党、凡可能对党构成实质威胁的，都属于所谓“西方民主”或“美国民主”，都属于高压线，都要坚决打击。党不仅不允许夺权，而且不允许分权，不允许分享。党不仅决不下台，而且不接受任何制约。党有病党自己动手术，有问题自己来解决，绝不接受任何压力。即党天下不变，这点不做任何让步。
对内对外讲话中，习近平反复抨击所谓“极端势力和思想”，似乎他主张“中道”，即所谓“第三条道路”。何谓“极端”，他从无具体解释。但他迄今的执政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他看来，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而否定改革开放的，和主张宪政转型的，都属于“极端”，都等于挑战他的“中道”。一直以揣摩最高当局为能事的《环球时报》，对此有过反复表述。在环球时报看来，只要主张宪政，主张分权，都叫所谓“偏执”。习近平有所不知的是，其实正是宪政和分权，才属于经典的中道，宪政和分权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中和、均衡，警惕与遏制任何极端。否定宪政本身就属于“极端思想”，或环球时报所称的“偏执”。这是派生其他一切“极端”或“偏执”的根源。抛弃宪政而主张所谓“中道”，根本就是缘木求鱼。这种认知上的短板，即是我在《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一文中强调的价值短板或称智慧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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