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声明，2014年的伊拉克当然带有11年前推翻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所留下的印记。否认这一点是荒谬的，虽然《金融时报》最近一篇社论就暗指我否定这种观点。
不过，人们也必须抓住两个重点。
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正在伊拉克攻城掠地的圣战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简称Isis）是借叙利亚骚乱东山再起，组织起伊拉克作战行动的。4年前，英美部队和逊尼派部落合力将Isis及伊拉克境内其他基地式组织全面击溃。这些势力本已倒下，叙利亚内战又让他们站了起来。因此第一个重点是，不干涉政策也会带来种种后果。就叙利亚冲突而言，这些后果是可怕的，而且正如英国和欧洲安全部门的负责人们所警告的，它们对我们的安全构成切实威胁。
第二个重点是，只有仔细研究颠覆了旧政权的阿拉伯革命所带来的影响，分析当今中东局势才有意义。认为革命不会在伊拉克发生是匪夷所思的。而且萨达姆•侯赛因的反应肯定更像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而不是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不管我们在2003年作过什么决策，2014年我们都会面对一个重大挑战。
现在出现了一种倾向，在写到萨达姆•侯赛因时代的伊拉克时，作者们将他描述得好像是维持稳定与和平的一股力量。我只想提醒大家：是他发动了两伊战争，这场战争导致上百万人伤亡，许多人死于化学武器，这是促使伊朗发展核计划的起因之一；他入侵了科威特；他在对库尔德人发动的种族清洗中使用化学武器，他镇压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他还迫害“沼泽阿拉伯人”(Marsh Arabs)。当今中东局势是一些深层问题导致的，随着旧政权被推翻，所有问题也浮上水面。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观点。我不是在说服人们支持我们在2003年作出的决策。我是在努力让大家明白，当前的根本挑战并不是当时的决策所引发的，甚至也不是后来对叙利亚的决策所引发的。这是一个带有巨大复杂性的挑战，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发生后我们充分意识到了这一挑战的存在，它的产生绝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一事件后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其源头是糟糕的政治与糟糕的宗教所构成的有毒混合体，这一混合体并不局限于伊拉克或叙利亚，它不但蔓延到中东，还会扩散到全世界。
我们之所以在伊拉克遇到这样的困难，就像在阿富汗一样，正是因为一旦独裁政府被推翻，伊斯兰极端势力就会跳出来，让局面变得异常棘手，难以取得进展。这是他们对全世界的可怕影响。今日的根本挑战并不源于2003年的决策或2014年的决策。这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挑战，而且是全球性的。
我们无法逃避这一挑战。其后果将大大影响我们的安全。我们或许厌倦了战争，想要从中脱离，但我们的斗争对手没感到疲倦。且不谈伊拉克或叙利亚，看看今日的巴基斯坦。它拥有强大的机构，民主体制也运行良好。然而毫无疑问，它仍在进行关乎生死存亡的斗争。20年前尼日利亚曾是宗教宽容的典范，如今它却深受极端主义的危害。即使在西方社会，这种紧张也真实存在，且十分危险。
坏消息是这一问题不会消失。这也是我谈论此事的原因。自从离任后，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这一问题，并通过我的基金会努力化解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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