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作者《故乡在童年那头》系列之十四。
当我写下关于故乡的文字时，那个“故乡”只存在于记忆之中，它躺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一旦被外物触动，有时是一阵风，有时是一朵云，有时甚至只是一个汉字，就在眼前化作一幅幅图画，任由我用笔把它描下来。
那画面绝不重复。因而，每次描摹都充满了新奇和喜悦。
地理上的高家村就在那儿，关中平原西部，周朝故地，一个一百来户人家的小村子，周围有一千多亩肥沃的田地。
我在那儿度过了生命中最初的时光。庙宇，老树，窑洞，城壕，河渠，坟茔，乌鸦和麻雀，一茬茬熟过了的麦穗玉米棒，雨声，雷电，雪花，喇叭锣鼓唢呐，大人小孩的声音，……一切都在心里留下了痕迹。
我写的是一个温暖自己的“故乡”。
一切都化作做梦的材料，我在连绵的梦境里感知自己的存在。
谁也不知道自己将降生何处。
我来到人世的那天是癸卯年腊月初五，公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新年近在眼前，人们一定在忙碌过年的事情，再过三天是腊八，该熬粥了。
我猜想，外婆一定从绛中村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汤家村，陪伴在我母亲身边。
那时候没有大路，五里多地的阡陌小道可够小脚外婆走的。老人家有一双“解放脚”（缠了没多久又放开了），不好看倒也罢了，走路相当吃力。
一路上，外婆恐怕无心看伏在地里的麦苗。收秋后，渭北台地除了轮休的闲地，大都种上了麦子和油菜花，隆冬，正是它们埋头假寐的时节。或许还有一些景色，比如五泉人民公社修筑的沟渠，新栽的白杨树，干枯萧索，想必不会让她有多少愉悦之感。
在平展展的阡陌间，散落着一个个瘦瘠的村子，黄墙灰瓦，聚落上空冒出的枯黑枝条，拽出一丝可怜的生机。
从窑洞里走出来，外婆心里有了些许敞亮感。她已经习惯了低头走路，“地主婆”的身份，改变了她的行为，她害怕人——一切出身比自己好的。她是出名的善人，叫花子上门讨饭，碗盛得满满的，临走还要往手里塞一个馍，生怕人家吃不饱。
夫家靠祖上积攒的家底添置了百十亩地，十几头高脚牲畜，住的还是窑洞。关中平原的窑洞，有两种类型。常见的是在崖面凿洞，外修围墙，方便易成，但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富有的人家，发明了一种特别的洞穴。从平地中央挖下去一个长方体或正方体深坑，大约十五六米深的样子，四面凿出孔洞，洞深约在十米许，宽四五米，盘炕起灶。这样的独立窑洞部落，大都坐北朝南，从东南角掘一斜坡作出口，按上厚重结实的大门，崖外再版筑一圈土墙，一方让主人心安的栖息地便成了。当然，讲究的还要在崖上植荆棘若干，不出几年，旺盛的枝条沿崖头一路探下来。到晚上，牲口、大车悉数入窑，任你土匪有十八般武艺也奈何不了。
一九四九年夏天，中共将领彭德怀率部发动“扶眉战役”，驱走了国军胡宗南部。随后便是一场颠倒乾坤的“土改”。之前，有人从陕北回来，劝说外祖父赶紧卖地卖牲口，“共产党一来，财东都得完蛋！” 外祖父生性倔犟，他觉得不可理喻：祖祖辈辈都认的理，难道要被人打翻了？机灵的把值钱的都卖了，跟胡宗南将军往西南撤了，不愿离乡离土的，就地趴倒，静观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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