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思想家之间的对话，最后出了一本书。出版社让我这个经济学者写个书评。亏他们想得出来。我该怎么评论呢？
这好比我在自家的阳台上喝茶，忽然看到院子里有一对情侣在聊天，有时窃窃私语，有时慷慨激昂。我好奇地看着他们，努力地偷听他们到底在说啥。然后，你们来了，问我他们到底都说了什么。我离得那么远，怎么能够听到他们的悄悄话，怎么能够看清他们眉目之间细微的传情。
什么，还是有人想知道？啧啧，经济增长放缓之后，闲人也变得多了。
那好吧。如是我闻。
事情是这样的。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到法国开会，遇到了法国的老一辈思想家德布雷。赵汀阳的发言让德布雷很感兴趣，他主动地找上来说，要不我们一起写本书吧。我估计赵汀阳有点受什么若什么的。德布雷啊，你想，当年的老革命啊，曾经跟着格瓦拉一起打游击，后来摇身一变，成了著名的思想家。德布雷建议，要不我们谈谈革命吧。
一回来，赵汀阳就开始给德布雷写信。赵汀阳是个深居简出的学者，不过他可能自己都没有觉察出来，他的思想已经引起国际关注了。记得当年老外到了北京，吃完烤鸭都要去看看辜鸿铭，现在他们都想去看看赵汀阳。赵汀阳是为数不多的深思苦虑的中国学者，现在悄无声息的，以后真搞不好会让他琢磨点什么东西出来。
赵汀阳先说，革命吗，我的感觉很矛盾。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革命的时候慷慨激昂，到头来不过是一地鸡毛。毛主席说，“大乱之后必有大治”，大乱是有了，大治呢？赵汀阳说到这里，话锋一转，他兜售起自己的“天下主义”：这是小弟我近来琢磨出来的一套拳法，前辈您给看看，练得怎么样啊？
让赵汀阳郁闷的是，德布雷根本没有接招。大师说，革命啊，是的，我知道的，都是这样。革命叫revolution，这个词原来是指转了一圈回到了原地（这个我也是刚知道。陪着孩子在国外读书，给他辅导功课的时候才学会，360º角叫revolution）。接着，他很傲慢地说，你那个天下主义靠谱吗？啥叫革命，革命得有革命的理论啊，得有知识分子出山啊----想当年，兄弟我在南美丛林里打游击的时候，游击队的革命理论就是我给提出来的。那时候，好啊，走遍天下都是朋友，只要说是革命家，到哪里都管饭。
这叫赵汀阳怎么接茬呢。他吃亏就吃亏在晚生了那么几年，没赶上串联。他悻悻地说，您当年要是到了北京，毛主席肯定会拉着您留下来一起干革命。不过，嘿嘿，到了1972年，他就该想见尼克松了。
赵汀阳耐心地又把自己那套“天下主义”的拳脚演习了一遍。他说，我们老祖宗在3000年前的周朝，建立了一个普遍主义的天下体系，一个开放网络式的世界体系。每个诸侯国高度自治，人民可以自由流动，有本事可以到别的国家当总理或元帅。可惜秦始皇把这套东西给废了，改成了中央集权、官僚制度。赵汀阳说，原来那个东西多好啊，比康德的世界和平方案还好。
德布雷看罢，摇摇头说，兄弟，咱们练得路数不一样。你太理想主义。你搞那个“世界大都会”，怎么施行？谁当老大，谁听谁的？搞世界议会？G20？不靠谱。赵汀阳最怕人家问他怎么施行的问题，他连所长都没有当过，你让他找出来一套政治方案，他去哪里找啊。他小声嘀咕：想想还不行啊？全球化、西方的普世价值，压得中国喘不过气。但是，在中国文化看来，什么是对的，不是看个体理性，不是靠从“我”直接推出“人人”，你得看你和别人的关系，赵汀阳称之为“关系理性”。他说，尊重这种相互关系才能保证对多元文化和语言的普遍尊重。他给德布雷讲了个小故事。他说，12 世纪的时候，有一支犹太人到了河南开封，犹太人到哪里都受到歧视，唯独在开封，被中国文化给同化了，考进士的考进士，当军官的当军——这个故事我太喜欢了，就是发生在我们老家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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