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当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出动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者时，他们在理论上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遵循无产阶级统治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中宣告。
但是，在镇压了民主抗议者之后，邓小平的政策所释放的大量劳动力导致世界劳动者队伍大幅扩张，却没有带来劳动者的联合。中国借助经济改革和外商直接投资实现的开放，非但没有让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而把他们分化了。
这不是马克思当年设想的革命，而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的结果。这位中国领导人在巡视期间支持深圳等城市推进改革，希望通过向人民提供机会来加强党的统治。现在几乎没有中国人纪念1989年6月4日，这个事实既归因于党的审查制度，也要归功于邓小平的谋略。
正如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在文章中所写的，邓小平的政策鼓励了“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经济地位上最深远的全球重新洗牌。”全球收入最高的1%人口（尤其是0.1%的富豪阶层）以及数以百万计的新增工业劳动力，都以不同方式获益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的非中产阶层（即教育水平低、工作技能有限的制造业及服务业工人）遭遇了薪酬停滞。随着全球劳动力供应的巨幅增长（1980年到2010年期间全球增加了12亿劳动力），他们争取更高薪酬的能力被削弱。
撼动世界的并不只是邓小平一人。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担任就业记者时，英国的工会实力已被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削弱；撒切尔对国有产业进行私有化，还挫败了1984-85年的矿工大罢工。私营部门工会人数不断减少。
20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着政治和经济剧变，互联网迅速兴起，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这一切导致工业自动化，并加大了跨境贸易——企业更容易让自己的供应链延伸至世界各地。
中国的崛起推翻了阻挡贸易和就业的本已动摇的障碍，打造出一个全球劳动力市场，并推动工业化进程加快。全球约有6.2亿人从农田走进工厂，由此摆脱了贫困。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数据，198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发达经济体水平的3%，至2010年已升至20%。
从经济角度而言，这对中国人民是好事——尽管它加剧了不平等，但人民收入普遍增加。然而，对于发达经济体的许多工人来说，这就像凭空冒出大量新劳力，这些人愿意拿更低的薪酬，做更长时间的工作。受此冲击，发达经济体劳动者的薪酬议价能力再也没恢复。
“对于作为消费者的个人来说，这种局面棒极了。市场上有了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更多的选择，而且一切都变得更便宜。”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主管詹姆斯•马尼卡(James Manyika)说，“但那些技能有限的劳动者就惨了。他们曾经受到保护，但现在他们要与那些更便宜，而且可能更熟练的工人去竞争。”
欧美感受到最强烈的影响，战后几十年欧美劳动者的收入占比为64%，从20世纪80年代这一数字开始下降，如今已减至58%。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的一项研究发现，最剧烈的下降发生在纺织这类受进口竞争影响最大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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