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一战爆发100周年，诺曼底登陆70周年，苏联解体和天安门事件25周年。100年前，欧洲脆弱的秩序分崩离析。70年前，民主国家对极权欧洲发起了攻击。25年前，欧洲成为一个自由的整体，中国则选择了市场经济加一党制。如今，我们迈入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已有25年。但这个时代面临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也日益明显。
1913年，西欧是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它创造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经济产出（这还是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按这种方法计算得出的穷国产出占比，要高于按市场汇率计算得出的）。欧洲的一个个帝国直接或间接控制着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欧洲企业主导着世界贸易和金融。尽管美国那时已经拥有了世界最大的一体化国民经济，但它仍然是一个边缘国家。
欧洲大国之间的争斗打破了这种世界格局。那场战争引爆了俄罗斯（以及后来一系列）的共产主义革命。它改变了大西洋两岸的实力对比，导致全球经济稳定须仰美国鼻息，因为那时美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它决定性地削弱了各个老牌帝国，摧毁了欧洲人的自信。一战没能完成的事情，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纳粹主义和二战替它完成了。到诺曼底登陆时，世界经济已土崩瓦解，欧洲匍匐在地，大屠杀(the Holocaust)的罪恶正在上演。灾难达到了顶峰。
盟军诺曼底登陆的成功，保证了欧洲的胜利不会完全取决于某个极权大国。一个自由、民主的西欧，就要在美国的保护下诞生。二战后欧洲的分裂是个悲剧，然而这个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美国不打算立刻与前盟友苏联开战。但美国介入欧洲事务后，的的确确通过北约(Nato)保护了西欧的自由，并通过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启动了欧洲和跨大西洋经济体的重新融合。与此同时，1951年诞生的仅有6个成员国的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一步步水到渠成地演变为今天拥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EU)。
美国的崛起以及欧洲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崩溃，结出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大帝国的终结。带着对前殖民大国的仇视、大萧条留下的伤疤、以及对斯大林(Stalin)治下苏联耀眼成就的惊叹，几乎所有新获独立的国家都选择追求着眼于国内市场的工业化，以取代进口。1949年起由共产党掌控的中国格外热衷于实现自给自足。但即便是身为民主国家的印度，也走上了计划经济和大规模国有化的道路。大多数拉美发展中国家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尽管1989年并不是唯一标志着二战后世界结束分裂的年份，但这一年的确标志着欧洲结束了冷战时期的东西欧分裂，并迅即引发了苏联的解体。邓小平在1978年已带领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但在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1989年，他却拒绝效仿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政治改革。此举决定了中国的发展性质，即自下而上的市场经济与自上而下的政体的结合体。中国的崛起令世人钦佩，但引领一个穷国升入中产收入国家之列时所遭遇的挑战，与建设一个高收入经济体时所遭遇的挑战是不同的。
过去25年的突出特点是全球化。在全球接纳市场经济的驱动下，在数字革命的高速助推下，人类已创造出比1913年一体化程度更高的经济（除了人口迁移的规模有所减小）。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由帝国营造的，而是得益于全球性机构的支持，这些机构既包括公共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和欧盟），也包括私立的（如跨国公司）。这25年还是一个充满成就的时代，典型的例子是赤贫人口比例急剧下降，以及中国和印度（合计占全球人口的近40%）的惊人崛起。在欧洲，波兰等推行结构性改革的国家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见表）。
就这样，世界兜了个圈子又回到原地，尽管其间也发生过重大改变。今天的世界承受着一些似曾相识的压力：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惊人地相似。
正如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在近期一项研究中证明的那样，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和大萧条一样破坏了全球化。受跨境金融崩盘影响，商品服务贸易流动以及金融流动与世界产出之比骤降。事实证明，贸易比金融更稳健，但即便是更稳健的贸易，2005年至2012年间其与世界产出之比也不再上升。我们尚不清楚全球化放缓将有多么根深蒂固。但考虑到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破坏、以及人们对全球市场经济运行方式（尤其是收益分配方面）的明显担忧，全球化遭遇比今天更严重的抵制并非没有可能。
或许更重要的是政治压力，就像1914年前的情况那样。经济一体化与政治分裂之间的矛盾仍是任何全球一体化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今天，俄罗斯将自身定义为一个努力收复失地的国家，中国将自身定义为一个自信的国家。核武器降低了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但没有完全消除这种可能性。而且，一旦爆发冲突，核武器会带来恶劣得多的后果。
如果说过去100年带给我们什么教训的话，那便是：我们命中注定要相互合作。但我们现在仍然各行其是。合作与冲突之间的这种矛盾是永恒的。过去的100年，人类既经历了极端的合作，也经历了极端的冲突。面对似曾相识的选择，我们以何种方式来应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塑造未来100年的历史。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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