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六四心路
那年6月4日的凌晨，一夜未眠的我孤独地走在武汉的大街上，心中充满悲伤。我总幻想会从街角突然杀出一支队伍，人人高唱国际歌，抗议刚刚在北京发生的大屠杀。但是，大街风平浪静。接下来的几天，除了校园有过小规模的集结，大街上始终风平浪静。
街上看不到期待的场景，我便试图从报纸上找到蛛丝马迹。财经向来是我的短板，但那时我看报纸看得最多的是财经，因为我相信经济危机就在眼前。头几年的确如此，国民经济各项指数，都印证山雨欲来。没想到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中国经济的活力一下被激活，并一路增长至今。
也许还有国际压力可以指望？但这其实更不靠谱。中国市场的闸门一开，各国投资便蜂拥而来，如今都是公开的秘密了：最谄媚中国政府的境外势力，就是美国资本家尤其华尔街。各国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暧昧，也是尽人皆知。
但不是还有海外民运么？某次政治学习，领导宣布要对单位的传真机实行管制：派专人二十四小时守候，收到任何传真都得报送领导审阅。据说这是全国统一部署，因为有海外民运组织宣布通过传真对国内发动宣传战。这让我似乎又看到了一点星光。
但是，海外民运后来的情况……，就不用说了。
整个八零年代，仿佛流光溢彩的泰坦尼克。六四则如坚硬的冰山，把一切撞得粉碎，一切的光荣，一切的梦想。从激情的甲板上，突然被抛落杳无人迹的海上，所有挣扎都被证明为徒劳，所有呼喊都激不起一点涟漪。那种焦虑和绝望，在此后的很多年中，都不敢回想。
这是个不断制造心理创伤的国度，却没有任何疗伤机制，我也是心理灾民的一员——在我曾经执教的那家医学院，我是绝对的另类：六四后持续一整年的“双清”，全校才两个“双清”对象，一个党内一个党外，党外那个就是我。有一天我太太回家说，单位有同事悄悄问她：你先生卷入动乱，是不是因为想出位？我听了半晌无语，不知是何滋味。
《历史的先声》中的六四回响
那样窒息的环境中，如果没有正事做，如果不能转移注意力，自己不被憋死，也一定要被憋疯。我必须设法走出这末路。
机会来了。
六四之后，组织上的反攻倒算是所谓“双清”，理论上的反攻倒算则是所谓反和平演变。文革僵尸理论借机纷纷复活，气势汹汹地登上大小报章的主要版面。有一天系部领导笑眯眯地找我，问我想不想接几个课题？我颇纳闷：我作为当时的“牛鬼蛇神”，居然也有机会？看了课题指南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教育部开列的课题指南，鼓励高校政治课老师炮制“反和平演变”的雄文。听命者一律升职加薪，实则就是大规模收买。系部领导也摆明了告诉我：我的问题很严重。但如果我能接几个课题，写几篇批判自由化的文章，就可设法找党报发表，以此向校方证明：我已“洗心革面”。回头是岸，则不仅我过去的问题一笔勾销，说不准还会受重用。
又过了十多年，我早已离开了医学院，老领导也早离休了。我回武汉看望他时，他才告诉我，当年我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不仅面临审查、停课，甚至有人想就此把我送入监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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