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每一场国际论坛一样，第一天很重要，因为是基调。
今年博鳌论坛第一天引人注目的是一场晚上八点半开始的为时90分钟的会员俱乐部夜话，主题是《经济学家“六问”：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并不意外，主题之下聚焦仍为中国，但意外的是，在场的四位外籍嘉宾对于中国的创新能力远比中国的几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乐观得多。
面对同一个主题，主办方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均为外方发言嘉宾，每位谈及中国的创新能力及前景时，大都信心满满。
陆金所董事长兼CEO计葵生（Gregory Dean Gibb）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创新压力很大，但民营企业的创新投入已经超过了西方国家，比如腾讯、阿里巴巴、小米等等。而且他认为在未来3-5年，中国有几个行业会超过美国和欧洲，电子商务发展到互联网金融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的规模、创新的能力、资源、动力，人口对新东西的接受度，加起来还有创新跟传统行业混合，用新的业务模式来经营，其实我觉得再过一个五年，我们会看到、听到很多例子、很多新的方法是中国先做出来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荣誉主席梅拉梅德（Leo Melamed）认为中国有创新的历史，但还需要创造鼓励创新的环境，但他同时表示：“因为中国聪明人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很多，如果大家愿冒这个风险的话，我就绝对不会质疑中国的创新。”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他也认同中国在历史上有很多发明，比如火药，但他认为创新与发明 是不同的，创新要应用到经济生活中，而中国要提高创新能力必须依靠知识产权的保护。
与上半场不同的是，下半场是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和全球合作论坛副秘书长张其佐。
从张维迎提出的问题“政府应该创造什么样的环境来鼓励创新？”开始，下半场的讨论因为代入了中国政府和政策的角色，变得不再那么乐观和纯“经济话题”。张亚勤认为“政府在整个企业发展创新过程中扮演作用是很大的，最大的作用是应该用市场起作用，把审批流程减到最少。企业最怕的是政策的不可预测性。”高纪凡则对中国过去20多年的不鼓励创新的环境给予了批判，他认为“通过获取资源取得成功”的“优不胜劣不汰”模式不改变，创新难以成功。而经济学家张维迎则一针见血，认为中国企业整体创新能力不行的原因是“体制”，“政府就不应该管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事情”，他还指出目前所谓鼓励创新的补贴政策导向也有问题。
这种对中国的创新的缺乏信心一直持续到对话的尾声，当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先生在论坛结束时向台上的中国发言者提问：“你们觉得中国的创新能力何时可以赶上美国，与美国并驾齐驱？”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的答案是“活着时候看不到”，陈志武的说法大同小异：“目前的体制下不指望”，而全球化合作论坛副秘书长张其佐则委婉地用“要看此次能不能抓住深化改革的机会”来回答，作为民营企业家的高纪凡则说：“这个问题20年后再来回答”。最乐观的是张亚勤，他给出的答案是50年，并调侃说愿意与张维迎打个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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