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所著《21世纪的资本》（CapitalintheTwenty-FirstCentury）在西方社会引发左右派经济学者激烈辩论。但令人遗憾的是，辩论的双方似乎都忘记了这个世界除了美国与欧洲，还有中国、印度、非洲、及其它占世界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及生活方式，正如马克思当年预测的那样已经越来越遍布全球。今天已经不可能只用一个简单的方程式及富裕西方国家的有限数据与经验，就能准确合理地概括当今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同样，今天也很难找到全球顶级富豪可以完全离开中国、印度及非洲而获得及维持其财富。中国的读者，特别是能够影响决策的精英，如果不能独立思考，有可能被这场辩论误导。
皮凯蒂从税收数据发现，富裕国家的财富不均程度已重返一百年前的高水平——虽然《金融时报》的调查及其他学者对这个结论有些争议（编者注：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质疑皮凯蒂的理由》、《皮凯蒂错在哪里？》）。皮凯蒂认为这是由于资本的回报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进而推断资本主义有导致收入及财富不均不断加剧的铁律，并建议全球各国对富裕人士征收超高遗产税来解决财富不均问题。他的分析及建议与当今富裕国家的社会情绪及政策争议焦点十分吻合，其著作在东西方都炙手可热，但我认为应该将他的研究至于更广阔的全球发展背景当中去理解及评估。
为什么发达国家资本的回报率会长期高于其增长率？如果没有新兴市场的超高投资回报率，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不可能长期高于其经济增长率。美国及欧洲的许多跨国公司正因为投资在中国及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获得超高资本回报率。而中国及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愿意支付跨国公司超高的投资回报，因为这些投资可以引进许多技术及无法量化、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经济及社会效应，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升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直接提高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收入，还间接地通过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重估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创造了财富。
真正的不平等在哪里？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世界上最明显及最大的不平等来自于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和占世界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模式不同。市场经济、法治及自由开放导致国富民强，而计划经济、独裁人治、无政府主义、封闭锁国导致国家落后百姓平穷。二次大战后，由于亚洲地区在市场化改革、法治建设、国家管治能力及融入全球经济方面的迅速进步，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并有不断趋同的势头。
过去三十五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即人均GDP）从300美金上升到6000美金（以市场汇率计），导致六亿中国人摆脱贫困，并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在全球范围测量收入及财富不均的程度，过去半个世纪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世界范围收入及财富不均程度下降最快的时期。但在某些国家境内，比如美国和中国，贫富差距却加大了，并导致许多本土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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