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911”事件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恐怖的画面至今仍凝固在世人的脑海中，难以消退。以这起事件为界，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恐怖袭击事件逐渐增多起来，从印尼巴厘岛惊天大爆炸到英国伦敦“77”爆炸案，再从印度孟买连环爆炸到中国厦门的公交纵火案，一幕幕血淋淋的画面提醒着人们，这个世界并不安全。
近期发生在中国各地与新疆有关的恐怖袭击事件，令国人倍感恐惧和不安。隐藏着的暴恐分子如同定时炸弹，时刻威胁着我们。中国社会正弥漫着拔剑弩张的紧张情绪，仇恨正在凝聚，浓度正在增加。
人们不解的是，究竟什么样的深仇大恨使得一些人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通过自杀式爆炸，袭击那些与他们并无直接利害冲突的无辜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美国“911”恐怖袭击不久，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雷瑟（Edward Glaeser）完成了一篇“仇恨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atred）的学术论文。这篇文章分析了仇恨产生的根源，尤对不同民族间的隔阂进行了阐释。在气质上，格雷瑟秉承了前不久去世的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构建的歧视经济学的分析传统。
在格雷瑟看来，仇恨是一种不惜牺牲个人而伤害别人的意愿，这种意愿可大可小，且可由成本来刻画。其主要研究思路为，恐怖袭击因仇恨而实施，而仇恨产生的根源是歧视，因此，消除各类歧视性政策，是化解社会仇恨、减少暴恐行为的有效途径。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格雷瑟借助经济学中供给和需求的传统概念，对仇恨所做的描述。在格雷瑟看来，仇恨的供给是施暴者，因为没有暴行便不会有仇恨。至于仇恨的需求即消费者，则是那些关注暴恐事件的人。仇恨的消费机理是这样的，如果人们愿意花时间看或者听关于仇恨的故事，那么，他们就会被这种负面情绪所感染，整个社会的仇恨程度就会增加。当然，个体也可以选择不闻不问，拒绝消费，也就不会有什么仇恨。这里，传播扮演着重要作用，因为血腥的故事每重复一次，完成一次消费，社会的仇恨便会增加一次。尽管未明确指出，但格雷瑟的分析隐藏着这样一个假定，即人心都是肉长的，非铁石心肠，如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当今媒体的传播方式和速度非昔日可比，只需片刻，坏事即可传千里，仇恨的情绪即可填满整个社会。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是，即使在新闻自由的国度，政客也能轻易操纵媒体，从而影响社会公众，推出对己有利的政策主张，而在那些缺少新闻自由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则更加容易。例如，当年布什政府宣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通过煽动美国公众的不安和愤怒，找到理由，实现向伊拉克出兵的目的。后来的事实表明，对伊的指责即其具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纯属子虚乌有。这印证了英国政治家亚瑟·庞逊毕（Arthur Ponsonby）1928 年的著名论断：“宣战之时，第一个牺牲的便是真相。”
二是，事件真相至关重要。依格雷瑟的研究，仇恨的浓度可能会随着公众对事件真相的了解而稀释，因为可能多了一份同情的因素。以厦门公交纵火爆炸案为例，多数人在获知这一事件时，第一反应是愤慨，但随着事件真相的披露，了解的增多，如有人将嫌疑人的微博和遗书公布，我们对纵火者多少有了些怜悯之心，一些人开始为他低保无着、22次上访不得其果的遭遇鸣不平。这件事至少告诉我们，真相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它不仅能疏通人们的情感，缓解社会紧张情绪，更重要的是，真相能够告诉我们问题究竟出在何处，从而让我们有机会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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