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一贯令人费解，部分原因是它极度与世隔绝，我们对它知之甚少。美国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曾说，但凡有人自称为朝鲜问题专家，不是骗子就是傻瓜。平壤方面多次似乎渴望与西方对话，尤其是美国，但与此同时，它却在腔调上乃至行为上追求极端对立，例如它1983年一边寻求谈判，一边却企图在仰光炸死韩国内阁成员。它既想孤立，又想接触，令西方不知如何应对。
保罗•弗伦奇(Paul French)的这本著作虽然篇幅过长但颇有见地，它描绘了一个通过游击战建立起来、心理上仍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朝鲜的偏执催生出弗伦奇所说的“武士共产主义”(warrior communism)。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朝鲜人表面上的被动性——他们忍受着羞辱、贫穷和不时爆发的饥饿，但从未明显尝试过推翻政权。如果说许多有关朝鲜的报道是歇斯底里乃至荒诞不经的话，那么弗伦奇采用了另一种表现手法。他的著作枯燥、严肃，充斥缩略词，但透露出胸有成竹的自信。他也不时展现出自己的有趣一面，将金家王朝的三代领导人称为“金一代”、“金二代”和“金三代”(Kim1, Kim2, Kim3)。
美国与朝鲜交往不顺，时而接触时而制裁，结果往往不如人意。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1994年签署的《美朝框架协议》——朝鲜承诺暂停核武器计划，换取防扩散的民用核技术——被朝鲜自私地利用。金正日(Kim Jong Il)一边榨取美国的资金和技术，一边继续提取浓缩铀。小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以“邪恶轴心”讲话为代表的强硬政策也好不到哪去。有关朝鲜改朝换代的论调建立在朝鲜政权覆灭在即的错误想法之上，结果只能促使平壤方面加紧研发核弹。然而，就连小布什也没有像美国封锁古巴那样压迫朝鲜。自始至终，涓滴式的人道主义援助维持了平壤政权的活力。
弗伦奇将朝鲜称为现存唯一未改革的斯大林主义指令性经济体。他的论点是，只有领会一个陷入“必输”局面的经济体的困境，方能理解平壤方面看上去极端而自相矛盾的立场。弗伦奇探索了朝鲜三心二意的市场经济改革，他得出的结论是，朝鲜体制几乎对改革无动于衷，产生不了任何反应。改善经济状况和维护政权生存的双重目标，终究证明是不可能的。
早期，朝鲜经济似乎比韩国更成功。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朝鲜日益被苏联抛弃，只能在中央计划的矛盾下挣扎。如今的朝鲜严重缺乏电力，以至于红绿灯已经被疏导交通的女性代替。空军飞行员飞行时间严重不足。营养不良问题——上世纪90年代演变为饥荒——对朝鲜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以至于朝鲜军队入伍的最低身高要求是4英尺11英寸（约合149.86厘米），为世界上最低。与中国、越南乃至古巴不同，朝鲜未能开辟出一条介于指令性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中间道路。
维持独立自主——体现在强调自力更生的“主体思想”政策中——意味着采取“先军”方针。这反过来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失败经济取得的仅有果实也被投入了臃肿的军队中。韩国曾经估计，朝鲜只要削减5%的军事预算便可解决它延续已久的饥饿问题。弗伦奇表示，朝鲜被称为“闭关、僵化、精神分裂、奥威尔式、时代错误、贱民、自杀式的国家”。他表示，朝鲜归根结底是按照某种内在逻辑运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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