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泽塔·曼德尔施塔姆曾相信苏联帝国将持续一千年。不过，她仍写下了两卷、超过1500页的回忆录。这其中有关于她死于古拉格的丈夫，或许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忆，也有对自己日常生活挣扎的记录。
既然一千年都无法让人读到，回忆与书写就变成了一种自我治疗，她可以用此来回避与对抗这压抑、残酷、粗糙的现实，确认自身的存在。
谈起苏联时代的生活，娜泽塔·曼德尔施塔姆、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布罗茨基总是最先跳出的名字。他们象征了最值得赞叹的人类精神——即使你身处最可怕的环境，仍能诚实地面对自身的经验、坚持内心价值。
但在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的）《耳语者》(TheWhispers)中，你读到的是另一幅景象。在书的导言中，这位英国历史学家引用到安东尼娜·戈罗温娜的故事。她不是选择记住，而是主动埋葬了自己的过去。作为一个“富农”之女，她在亲人的死亡、饥饿、流放中度过童年。18岁时，她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她隐瞒了自己的出身，伪造了文件，成功地进入了一所医学院。在接下的四十多年里，她进入一所研究所，加入布尔什维克（尽管这个政党让她家破人亡），积极地工作与生活，谁也看不出她的过去，不仅同事与朋友不了解她的过去，甚至两任丈夫都也一无所知。
大约五年前的冬日，我几乎同时读到娜泽塔·曼德尔施塔姆《希望对抗希望》与这本《耳语者》。那时，我正着迷于苏联与纳粹德国历史，尤其是社会心理史。我很好奇，在一个黑白颠倒的时代，人们该怎样度过这漫漫长夜。在剑桥的书店里，德国与俄国题材的书籍常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似乎代表着这个热衷于经验与常识的国家对这两个常陷入“非理性”的民族的特别兴趣。而对我来说，这些“非理性”不仅是出于兴趣，也是对我自身困惑的回应。
倘若曼德尔施塔姆夫人令我深刻感到爱与勇气，安东尼娜·戈罗温娜的遭遇似乎更让我接近历史的普遍经验。在《耳语者》中，有很多这样的例证。在俄国的著名人权组织Memorial的协助下，奥兰多·费吉斯收集到数百份家庭档案，它们既包括信件、日记、回忆录，也有照片、实物，作者还对经历者进行了大量采访。它们构造出了一个精心动魄的道德与心理故事，它可能比任何理论都更好地解释了极权主义的运转，与人们面对悲剧时的活下去的欲望。
奥兰多·费吉斯将焦点集中于斯大林时代，它既是一个全面控制时代的开端，也是它的高潮时刻。通过这许多的个人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这台庞大的苏维埃机器，如何一步步的改造社会、家庭、个人，让人们抛弃所有熟悉的思维与习惯，让原本的多元丰富变得单一匮乏。
在一开始，苏维埃信仰是充满诱惑的，它有宗教式的魅力。人们投身其中，感觉到一种逃避自身困境、加入到更大历史力量中的解放。但不久后，这个新宗教不仅准备引领你的灵魂，还准备摧毁你的任何其他选择，除去跟随它，你毫无选择。
家庭不在重要了，苏维埃比父母更重要，为了苏维埃，你还可以随时背叛父母。贵族的遗产，资产阶级的商铺，农民的土地，艺术家的自由创作，都不再属于个人，它们都被收归国有。国家给你提供一切，从公共宿舍、集体农庄到文化生活。倘若你试图抵制，等待你的是巨大的暴力机器。在斯大林的指挥下，这个机器不仅碾平哪怕最轻微的不服从者，也同样令自己身边的革命者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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