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讽刺和挖苦一个人或现象的时候，总说是“非驴非马”。25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其实就是世界现代史上罕见的非驴非马。
今年是八九学运25周年。我不用“六四”这个提法，是因为这场学运实则是积累许久的中国总体危机的结果；而大部分人用这个标记性语词谈论的是6月3日到4日48小时里发生在北京多处街头（不应该只说是“天安门广场”）的暴力弹压。
要对25年前的那个悲剧做出客观评价，必须要说清楚，这场危机积累了很久，至少从1988年年中到1989年5月，中共决中共决策层内部已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障碍，而对于如何越过这个新型的障碍达成和解，分歧太大。当时的中共领导层里与赵紫阳不一致的人们，上到邓小平，再到杨尚昆、李先念、王震，下到李鹏等，他们自己都对这场危机各有不同的看法和功利的考虑。虽然当初存在多种解决方案的可能，但在总体危机面前，近代以来的中国大部分时候并不是符合最大共同利益的理性方案得到落实，而倒是最坏的或次坏的方案变成了现实。
八九年的那场危机，是执政者的危机，也是社会的危机；是党政系统中进步力量的悲剧，更是民间的悲剧。
这25年间，中国经历的大变化中，最重要的有四个。
第一个大变化现在已是熟视无睹了，可当时却是全球舆论的头号焦点，那就是中国统治高层如何走出了1989总体危机？从1989年6月到1990年初的半年多时间里，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看法（即简称的“主流看法”）是：这场总体危机及流血大悲剧之后，中国政府（广义而言包括党、政、军、经济贸易都在内）是无法走出这个深渊了。很多知名人士都扳着指头计算过，至多还能拖延几个星期、几个月……翻看1989年6月后的多种刊物、多国学者、多种学科的预测，会发现那时对中国形势的分析评论基调普遍是悲观到底的。
极其悲观的基调也不是大家想象出来的，人们能够列举出一大串事实来论证：八九事件使得中共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积累多年的社会控制基本点全盘失效，执政的合法性也随着首都大规模的流血结局而丧失，酿成1949年之后中国统治阶层深陷的头号政治危机。中国政府和社会为这场危机付出一连串的道义代价，包括赵紫阳被软禁，改革派出局，很多知识分子流亡，还有很多人和这段历史一同被“尘封”，被失踪多年，有太多涉及个人命运的悲剧事件。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国自上而下积累的改革开放的正面资产好像全给冲走了。
然而，尽管中国为此付出了可怕的社会和个人的代价，两、三年之后，中国党政体系却从那个似乎是无底的深渊里挣扎着爬了出来。随之，还在此后的25年间逐步做到了对政权架构一步步的修理和强化。假如有些专家学者在1989年夏天作出这样的预测，他们也许会给拍砖头拍得七窍冒血。得说一句老实话：当初全世界社会科学界的主流预测被证伪了。
非常规的资本主义兴起
第二个大变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曲曲折折地发展市场经济、走向资本主义。由于1989年的总体危机和悲剧结局，世界社会科学的主流解释和预测是：中国的统治阶层必然把中国推向更为封闭和保守的境地，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将随同改革派领导者们的倒台而终结。然而以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式经济改革，却从暴力弹压造成的废墟中冒出头来。中共以不符合社会科学主流逻辑的非传统方式，以先前绝大多数人没有预料的胆量，用资本主义体制改造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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