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大的一个忧虑是担心中国人会忘记“文革”、忘记导致“文革”这一人间悲剧的原因。
所以，当我看到有学者禁提“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看到线上线下在争辩这个“学术问题”演化成为一种感情宣泄,甚至谩骂时，更加重了我的忧虑。
最近参加一个学术机构的沙龙，会上涉及如何评价重提”阶级斗争论”的话题。但一位平时以自由主义理论见长的教授朋友，却只是表达出愤怒，认为重提“阶级斗争论”就是犯罪，鼓吹“阶级斗争论”就是杀人！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批评没有错，但仅仅停留于阶级斗争不能“讲”，不能讨论，而简单定性为历史错误是远远不够的。既然有人在当下提出了阶级斗争理论，就应该从学术和历史现实上好好讨论清楚阶级斗争理论及其给中国带来的危害，这也是中国官方和学术届多年都缺位的。
首先，这并不是套用所谓“拼命保护你的表达权力”之说为提出“阶级斗争论”者辩解，而是只要法律没有规定不许，那么人们就有自由表达其观点的权利。认为“坚持阶级斗争不输理”也是他们的权利。这与德国禁止举行带有纳粹标志的聚会不同，因为后者是法律明确禁止的。这也与在剧院演出时有人乱喊“着火了”不同，因为这混淆了“言论自由表达”与“特定情景中煽动性或威胁性口号”的概念。
其次，“阶级斗争论”是否直接等同于“杀人”或“犯罪”，面对几乎不知“文革“和阶级斗争为何物的“移动互联网一代”，我们这些过来人不能简单定义，不能只是举起道德大棒，而需要通过严密的考证历史，通过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还原这个中国历史的禁忌。如果我们认为某一观点严重误导了社会并危害社会，那么就要像哈耶克那样去认真地写出自己的观点。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本应该严肃讨论的“阶级斗争”问题，在理论上仍然没有相对客观的结论，更没有法律的限定。本以为这个话题在邓小平以后再没有机会讨论，但现在，有人重提该理论，这使我们有了进一步反思以及评估这一理论是如何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的平台。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者们应该重视这一辩论的平台，应该表现出理性和责任，反之，不屑和简单的批评，或是感情的宣泄都于事无补。
60岁左右的人应该会记得，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观念指导下，中国社会进入了可怕的时代，上至共和国主席，下至普通民众，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恐怖之中，人人忐忑，不知何时自己就成为了“阶级敌人”，而被“人民”专政。我相信，在文革前期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那些“造反二代”，他们也一定不会忘记自己的“红黑转换”经历。
1966年“红八月”的最后3天，一群带着红卫兵臂章的青年闯进我家，记得一个红卫兵头头大声喝道“把这几个孩子带出去！”，不到9岁的我和年仅4岁的弟弟被带到院外的墙跟下蹲着，听到的是院子里红卫兵们一阵接一阵的口号声和皮带落在亲人身上的声音。就在这一天，我们失去了爷爷和父亲，我们的姥姥、母亲和三个姑姑均受到了人身伤害和精神摧残，其中一个姑姑正怀有身孕，孩子出生后留下了后遗症。在国家和平时期的这一天，两个普通中国人的生命就这样被夺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庭生活被永远地踏碎了！还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甚至没有人说一句道歉的话。因为这个“阶级斗争”理论，使得曾经的邻居、同事和朋友幻想我们是“阶级敌人”而欲置之于死地，以求自保。这个悲剧永远地印在我的内心深处，使我长时间地生活在痛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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