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那些敢来中国转转的西方年轻人惊讶地听到，北京友谊宾馆(Friendship Hotel)的走廊里回荡着一个浓重的布鲁克林口音——说话的人是沙博理(Sidney Shapiro)，一位30多年前就来到“中央王国”的温文尔雅的翻译家。许多新来者都受过他的照顾。比如，曾有个美国人被禁止迎娶自己的中国籍未婚妻，是沙博理劝他要有耐心、不要放弃希望。
作为共产党开始掌权后一小批决定留在中国的“外国友人”之一，沙博理自己就有着大量与耐心、希望和爱有关的经历。他在中国结婚成家，并在女儿、外孙女和曾孙的陪伴下走完人生，享年98岁。
自中国启动市场改革以来，许多外国人来华定居。在他们看来，沙博理这一小批决定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生活的人是些充满争议的怪人。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幻想破灭——有些人是对毛泽东思想、也有些人是对后来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大失所望——最终离开了中国。还有些人找到了一种适宜的平衡、留了下来，沙博理就是其中之一。
1915年12月23日，沙博理生于美国纽约。二战期间，美国陆军征他入伍，让他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当时，取得律师资格的他已然对大萧条时期美国的不平等现象深感不安。沙博理还没来得及发挥自己所长，战争就结束了，于是在1947年他决定去上海工作。在那里，他看到了一座饱受战争和贫穷摧残的城市，也遇到了凤子——一位美丽的中国女演员、共产党的同情者。
沙博理与凤子结婚后定居北平。很快，这座城市就落入毛泽东的部队手中。沙博理目睹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的欢腾场面，也见证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胜利时刻。他后来写道，生活在革命的中国，他终于找到了一种目标感。
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孤立，沙博理开始专心从事将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和较近代的小说译为英文的工作。1963年，他加入了中国籍。此外，他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数不多的“洋”委员之一。政协是中国高级别的政治顾问机构。
沙博理还以编译《中国古代的犹太人-中国学者研究文集点评》一书而闻名。他的老朋友、驻京记者泰德•普拉夫克(Ted Plafker)说：“沙博理其实有一柜子著作值得我们研读，其他许多人只有几摞《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一份英文月刊）。”
1965年文革爆发，无人能避开政治。凤子在1969年被下放到北京以外的一个强制劳改营，偶尔获准回来探家，1975年才被释放。尽管沙博理有6位同事命丧外文出版社(Foreign Languages Press)的派系斗争，但他却成功地免受牢狱之灾。
1971年，沙博理25年来首次回美国探亲。在学者安妮-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看来，他的探亲之旅是旨在突出中国正面形象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寻求与美国这一曾经的敌人结盟。但沙博理不得不躲避一个尴尬的问题：为什么他的妻子没有随行？
“中国的老朋友（比如沙博理、新西兰的路易•艾黎(Rewi Alley)和美国的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是理想化革命历史的一部分，这个神话确立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并将之与当今的时代联系在一起，”布雷迪写道。为完成《洋为中用》(Making the Foreign Serve China)一书，她曾采访过沙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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