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把自己变成一个商业创业者的过程是怎样的?一个写作者又如何看待自己创业的过程?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推出系列《非典型创业日志》,为读者用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新历程,他内心的矛盾、分裂与兴奋。

星期二(10月28日)

我把两本书夹在了车后座。不到两个月,这辆凤凰自行车已被骑得破损,右脚蹬子只剩下一个轴。

夜晚时关上店门,独自骑车回家却是最惬意的时光。我觉得自己常陷入无意义的忙碌、亢奋,在那个满墙爬山虎的、由昔日的图书馆改造的办公楼里,我很少获得宁静与真正的智力刺激,哪怕是暂时的。但我又舍不得离开,那种亲密的喧嚣有股特别的魅力,它令你回避自我。

这两本书也代表了我内心的分裂。一本是托尼•朱特的《责任的重负》,它是我迷恋的、也习惯的主题,知识分子该如何在历史中坚持自身的智识的、道德的责任,他既不该被现实的政治权力、也不该被群体的意识形态所左右,他应该坚定地遵循个人的、诚实的声音。不管是这本书的作者,还是书中的三位主人公——布鲁姆、加缪、阿隆,都是我心中最理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亢奋中的冷静,是颓败中的激情,既是永远的局外人也是持续的介入者。

记得是2008年春天,我第一次读到托尼•朱特。在维也纳的莎士比亚书店(卖书的老婆婆说,他们与巴黎那家没什么关系)里,纯粹出于偶然,我买了他的那本重思20世纪的文集。接下来几年中,他成了我知识上的偶像。他的论述与关怀似乎将我心中朦胧兴起、却仍暧昧不明的东西指明出来。我喜欢他在公共事物与个人情绪之间的微妙平衡,对更大的历史叙述与意义的追寻,同样重要的是,他在这叙述中的不屈不挠的道德声音。这道德当然不同于我在成长中不断遇到的那个被扭曲的、抽空的“道德”,而是基于个人良知的行为准则。但或许最吸引我的,是他对他者的同情之理解,在这理解背后,是对所有既有常规、陈辞滥调的厌恶。在他恢宏、魅力四射的《战后欧洲史》中,他把整个东欧带入了叙事,而之前,历史学家们对于1968年的巴黎学生大书特书,却忘记了布拉格才是真正意义的反抗。

另一本是布拉德•斯通(Brad Stone)的《一网打尽》,关于亚马逊公司的商业传记。不过二十年,这家公司发展成一个无法形容的庞然大物,入侵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有时候,在办公室闲荡、看着那些年轻的同事时,我也不禁心生好奇,我们将上演怎样一个变形记。

单向空间不再是一家书店,它要变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定义者。但到底该怎样定义,又该怎样具体实现这抽象的概念?白天,我翻过这本书,唯一记得的片段是,贝索斯对他的员工很糟糕,为了节约成本,禁止他的仓库管理员开空调。

托尼•朱特既代表着安全,也代表着焦虑,他的腔调与立场让我进入熟悉的空间,但似乎也在提醒——我是不是在逃避这“责任的重负”。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这可是一个严酷的考验时刻,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恐惧从未这样鲜明过,而荒诞也从未如此赤裸裸过。以至于,你根本不知道如何去驳斥了。一场大规模的内心流亡似乎已不可避免。但问题是,你有足够的内心空间让自己逃避吗?你常常发现,你的内心要么空洞不堪、要么不过就一堆杂乱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