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见到了J•P•摩根。原本5分钟的会谈在3分钟后就草草结束。考虑要在广东话与英语间的翻译、不可避免的寒暄，他们的实质交流几乎没有发生。
“凡事业之求成，会在未著开办以前；一开办而成败之局已决定，不可复变矣，云云。”日后，梁启超只记下了摩根的这句临别赠语。
对于梁启超来说，这是个期待已久却不对等的会面。在1903年的美国之行中，他发现垄断商业组织托拉斯Trust（他翻译为“托辣斯”）是公共生活中最热门的话题——“要之最近十年间，美国全国之最大问题，无过托辣斯。政府之所焦虑，学者之所辩论，民间团体之所哗嚣调查，新闻纸之所研究争辩，举全国八千万之视线，无不集中于此一点”。
在笔记上，他事无巨细地记下了一个个托拉斯的名字，它们的产业、资本额度。人们普遍相信，是他们支配着美国。梁启超相信世界的竞争正从军事时代进入经济时代（他称为生计时代），这些托拉斯很可能是其中的关键。而在这些托拉斯的缔造者中，没人比金融业的摩根更著名、富有权势。他刚刚重组了美国钢铁公司，资本额超过10亿美元，风头甚至超越了石油业的洛克菲勒。
“生计界之拿破仑”。梁启超这样形容他。他孜孜以求的正是为中国找到富强之路，摩根可能正握有这富强的钥匙。
除去沟通不畅，很有可能，梁启超也在摩根面前感到慌乱。66岁的摩根正处于他权力的顶峰，他身材高大，他的大鼻子与他的巨大财富一样世人皆知。在大西洋两岸，摩根的崛起也代表着世界权力的西移，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伦敦移到了摩根的纽约。30岁的梁启超虽以一名中国流亡领袖闻名，却仍处于他的个人的探索发现时期。他原本想和摩根谈谈写作问题，还是主动放弃了。
在《新大陆游记》，这场会面是最妙趣的插曲之一。这本写作于1904年的游记至今读起来都妙趣横生。他将“波士顿倾茶事件”比作林则徐“虎门硝烟”，它们都开启了各自国家的新历史。他引用了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形容纽约的贫富差距，当他从纽约、波士顿、费城到环境更安静的华盛顿时，说“正如哀丝豪竹之后闻素琴之音，大酒肥肉之余嚼鲈莼之味”。他还诧异地发现美国社会对妇女的重视，男人们在街上行脱帽礼，在车厢里主动让座，这正是美国平等精神的象征。他想寻找到一个印第安人一查模样，却无所得……
他详细记录电报线路的铺设、港口轮船的吨位，纽约的高楼与交通工具，“十层至二十层数见不鲜，其最高者乃至三十三层”，每日的生活被“电车、汽车、马车”所包围。他也发现这力量不仅来自物质与技术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尽管彼时的美国仍普遍被欧洲视作“暴发户”，但它的公立图书馆、博物馆、大学都给梁启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美国的现代新闻业，它足以代表知识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盖泰西之报馆，一史局也……其最足令吾惊者，则文库是也。故无论何国，有一名人或出现或移动或死亡，今夕电报到，而明晨之新闻纸即登其像，地方形胜亦然。”
这是个大开眼界的旅程，梁启超将7个月的旅程，从北部的温哥华到南部的洛杉矶，3座主要的加拿大城市、28座美国城市的旅程，变成了一场知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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