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占中”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死结，要解开这个死结，就必须各自退让一步。民主如果不就其教义，而就其现实运作而言，核心就在于妥协，争议的双方寻求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点”，达成妥协，成为实施民主的起点，以后再一步一步扩大民主的范畴。这虽然不是很理想，但至少是一个开头。有了开头，就有将来继续前进的基础。
“占中”到目前的局面，可能是各方都不乐于看到、也没有料到的。虽然之前“占中”三子、学联和香港泛民已就这场运动做了很多规划和沙盘推演，但现实永远比想象复杂和精彩，一个小小的意外就可以打乱原先部署好的一切。港府和北京中央政府虽然为“占中”准备了各种预案，但演变成目前这个样子，也是始料未及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方面和“占中”方面都误判了对方。
从北京来看，它以为香港市民重实利，不会为了“民主”这种虚的东西持久抗争，再加上香港回归十几年了，陆港两地联系日益密切，一旦全国人大作出关于香港普选的决定，也只会有部分市民和学生抗争一下。因此，北京方面是完全按照内地的思维模式来看待“占中”和香港市民的，把香港当作一个和内地城市来处理。没有认识到，香港与内地截然不同，是在完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是由英国文化塑造出的一个异类。英国对香港150多年的殖民统治，在把香港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大都市时，也彻底地改造这个城市和它的市民，香港拥有比内地多得多的自由、法治和公民文化。尤其是后者，是内地绝大多数民众所欠缺的。
但香港人虽重实利，却丝毫不影响他们对公共事务、公德和公益的关注与积极参与。比如，每年6月初在维多利亚公园对天安门事件的纪念活动，在香港是一件大事，但在内地，则只有很少人关心。这当然与内地过去残酷的政治运动和无情打压有关，它使得民众只关心自己的私事，若与己无关，则只作看客，甚至即使与己有关，也希望别人出头，自己最多成为一个跟随者。但多数香港市民不是这样，他们没有内地残酷的政治环境下的生存经验，也不会体会到内地人对于政治萎靡的精神状态。他们的公共情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滋生的，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成为社会公民，关心公共事务和社会福祉，参与公共生活，遇见不平要抗争，这种成熟的公民文化是内地没有的。
然而北京对此没有很好的认知，以为两地虽然制度不同，但有着相同的文化血脉，遂用管制内地人的那套手段和办法来看待香港人。
北京对香港的另一误判，是用施舍的方式来对待香港人对民主的追求。白皮书所说的中央给予香港多少自治权，香港就有多少自治权，这话并没有错。但这并不等于中央就应该用一种施舍的姿态来给予香港权力。在中央已授予香港高度自治权的情况下，当香港人有能力实行民主时，北京理应加以鼓励，而不是设置障碍。在这里，不能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没有给予香港民主做挡箭牌。港英政府没有给香港人民主权利，当然是不对的，北京收回香港，理应对这种做法予以纠正，而不是错上加错。
再说，如果总是以过去的标准来要求现在，社会就不会有进步了。香港也不是一回归就提出普选行政长官的要求，而是在回归15年后才有了这种行动。从香港市民的角度来看，民主意味着一种实实在在的政治权利，它是内生的，而不是靠谁赋予的。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要求和过程，并非强北京所难。但北京出于家长心态，强调民主只能由中央赋予，不能索取，否则就犯忌。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对民主的理解有差异，导致事态越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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