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瓦莱丽•普莱姆(Valerie Plame)的生活似乎突然崩溃了。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卧底官员，她的任务之一是努力阻止伊朗从欧洲各地获得核武器。然而在20年卧底生涯之后，她的特工身份竟被布什政府的官员泄露了。
由于这一泄密行为的动机似乎是普莱姆的丈夫、前外交官乔•威尔逊(Joe Wilson)在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上向布什的教条发起了挑战，这引发了一场巨大丑闻。普莱姆就这一事件写了一本深表不满的书，该书虽经过大量删节，但仍构成电影《叛谍反击》(Fair Game (2010))的基础。
然而在这之后，普莱姆的职业生涯结束了，她的婚姻也面临巨大压力，夫妇俩逃离了华盛顿。他们带着两个孩子，搬到了新墨西哥州圣达菲的一个偏远社区，期望能够开始一段平静而正常的生活。或者换种说法，作为为一部好莱坞电影带来灵感的著名间谍，碰巧又是位顶着迷人金发的美丽女人，普莱姆试图过一种尽可能“正常”的生活。（今年早些时候，我曾通过目前与普莱姆有关系的圣达菲研究所(Santa Fe Research Institute)见过她本人，可以说她不仅非常漂亮，而且迷人、聪明、极富幽默感。）
如今，普莱姆主动再次回到聚光灯下。下个月她将出版首部小说《后果》(Blowback)。该书是一部间谍小说，由普莱姆与萨拉•洛维特(Sarah Lovett)共同完成。小说讲述了一位中情局年轻女性卧底特工的故事，这位特工负责的任务正是阻止伊朗从维也纳这类欧洲地点获得核武器。
如果还有人看不出这里的相似之处，《后果》的女主角也来自爱国军人家庭——这一点和普莱姆一样。女主角也常以多种身份旅行——普莱姆过去也经常这么做。在不出门时，女主角使用的名字叫瓦妮莎•皮尔逊(Vanessa Pierson)，其字头是“VP”——和普莱姆一样。
普莱姆在中年职业生涯崩溃后表现出的大胆、进取和自我重塑，都令人印象深刻。事实上，今年早些时候我与普莱姆见面时，曾忍不住想欢呼：“加油！女孩！”在过去这个世纪里，许多前军官或情报官都曾把自己的个人经历写进间谍小说，比如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安迪•麦克纳布(Andy McNab)、巴里•艾斯勒(Barry Eisler)、吉恩•科伊尔(Gene Coyle)、杜安•埃文斯(Duane Evans)和贾森•马修斯(Jason Matthews)。不过除了斯特拉•里明顿夫人（Dame Stella Rimington，英国反间谍部门军情五处前处长——译者注）外，他们全都是男性。的确，普莱姆自己动手写小说的动机之一，显然是间谍小说里缺乏很强的女性角色令她郁闷：她希望展示女性能够得到认真对待，即便是美丽的金发女郎也是如此。
在我看来，这里只有一个问题。在阅读《后果》的早期版本后（这部小说十分有趣，读起来很轻松），我感到纳闷的是，为什么会有理性而雄心勃勃的年轻女士（或男士）甘愿为中情局工作。就在年轻的皮尔逊作为一线特工辗转欧洲各地，时刻面临俄罗斯人和伊朗人的致命暗箭之际，她却总是得不到中情局总部领导的支持，而且还要与同事角力。书中强调成功的情报工作需要协同。但是多数情况下，皮尔逊过的是非常孤独、既无人感谢又危险的生活。她几乎没什么朋友，也几乎没和男友享受过正常的情侣关系；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她的男友也同样遭到了中情局上司的糟糕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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