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渭水是台湾悲剧性命运的缩影，也是大稻埕辉煌岁月的象征。在他5岁时，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他成长的岁月是一个日本影响不断加剧的时代。一种独特的痛苦刺激着他们。他们在日本的殖民者那里感到被殖民的屈辱与痛楚，却也无法向中国寻求帮助。当林献堂在1907年的东京遇到流亡中的梁启超时，后者明确地劝这位台湾的士人领袖“三十年内，中国绝无能力可以援救你们”。
辛亥革命曾短暂地激起新期望。倘若中国摆脱了腐败的满人统治，变成一个富强的共和国，也可能给台湾带来改变。孙中山象征了这种幻象。刺杀袁世凯的计划正因此而起，尚在台北总督府医学院就读的蒋渭水和留日归来的杜聪明曾想用通过一种病菌来毒杀袁世凯，不管这举动多么幼稚，却反映出这第一台湾知识人的思维，只要推翻了这个新独裁者，孙中山重获领导权，台湾就可能迎来新希望。他们最终要发现，台湾只能依靠自己。中国忙于自己内部的纷争，无暇顾及这个岛屿。
台湾意识正在这痛苦中醒来，武装抵抗已然失败，新一代人则选择了政治抵抗与文化抵抗。既然殖民者期望台湾人在语言、习俗上成为日本人，那么台湾也该拥有同样的政治权利。从1921年至1934年，台湾精英们共发起15次请愿行动，申请在台湾设立议会，能让台湾人参与到对这个岛屿的改造与建设中，而不仅是个被动的从属者。这一运动的两位领导人蒋渭水与林献堂也象征了一股新力量的兴起，前者是是新兴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后者是传统的士绅阶级。这一运动也来自梁启超对林献堂建议的“爱尔兰模式”“……勾结英朝野，渐得放松压力，继而获得参政权，也就得于英人分庭抗礼了”。
政治斗争必须依赖与文化觉醒。倘若台湾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学、思想与语言，它怎样面对日本的影响。如果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台湾又怎样开启这种启蒙。在文化协会成立一个月后，蒋渭水在《会报》上发表了《关于名为台湾的病人-临床讲义》，称台湾人是“世界的文化低能儿”，并开出了五剂药方：正规教育、补习教育、幼稚园、图书馆、读报社……
对周奕成来说，蒋渭水则象征着来自另一个时代的鼓舞与慰籍。他这一代人在政治失败后，发现只有存在一个坚实的文化基础，民主之花才能灿烂盛开，而倘若你要坚持眼前的反抗，也要寻求更深层的文化资源。更重要的是，他必须要承认台湾处于一种结构性的困境中，他惊异的发现，原来蒋渭水一代早已面对着相似的困境。
三
“台湾人负有做媒介日华亲善的使命，日华亲善是亚细亚民族联盟的前提，亚细亚联盟是世界和平的前提，世界和平是人类最大的幸福，并且是全人类最大愿望……简单来说，台湾人是握着世界和平的第一关的门键啦。”在1921年的文化协会成立仪式上，30岁的蒋渭水宣称。
这当然是一种夸大其辞，这可能是台湾知识分子身陷强烈的边缘感，对“世界潮流”与“世界文明”充满渴望，也可能一种必要的策略，借此来激励台湾社会的情绪……但毋庸质疑，他都蕴涵着一种强烈的身份焦虑——台湾是被忽略的。
而在事实上，1920年代远非这样浪漫。在欧洲、在日本、在中国，这个过渡时代有着天然的悲剧性，在表面上的文学、艺术、大众文化、商业、技术的繁荣背后，是政治与道德上的溃败，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工团主义、军国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它们都如幽灵般崛起，世界通向了更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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