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进入北大，感慨故园不在，一股平庸涌动。这是一个去政治化、去理想主义的校园。诗歌、思想与天下事，再不是年轻人的生活重心。燕园里最受青睐的社团是山鹰社与爱心社，三角地贴满了TOFEL、GRE的培训广告，而不是政治宣言、文学沙龙。游行更成了一种禁忌，我唯一的体验是1999年的反美游行，那是校方允许与组织的，用旅行车把同学拉到美国使馆前。与八十年代的亲西方态度不同，一股狭隘的民族主义浪潮开始兴起，用来填补共产主义破产的价值真空。
我缅怀五四时代与八十年代，却从未对1989年的广场感到特别的兴趣。只有一次，我随余杰在勺园的一个韩国留学生宿舍里观看纪录片《天安门》，那真是血脉賁张的一刻，广场上的人山人海、到处飘扬的横幅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我也对片中王丹那镇定自若的表情、刘晓波的口吃与梁晓燕的清新印象深刻。
这感觉短暂、没激起我继续探究的兴趣。我对未来雄心勃勃，1989年的天安门不仅意味着危险、也代表着往昔，如今比尔·盖茨、哈佛商学院、全球化才代表着我要努力的方向。对于王丹、刘晓波或是天安门母亲的遭遇，即使我有某种下意识的同情，却也认定他们代表着被翻过的历史一页。在官方全面遮蔽了这段历史后，我也与很多同学一样，选择了主动自我遮蔽。
直到2009年前后，我这一看法才发生缓慢的转变。在经过将近20年令人绚目也没心没肺的经济增长后，中国迎来了它另一个转折时刻，人们逐渐发现市场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并没改变这个政权，各种弊端也浮现出来。随着年龄的成熟，我也终于迟缓地意识到中国背后蕴藏的巨大的黑暗，那些长期被压抑的声音，这个国家的另一种可能道路的被迫中断，还有我们这一代无法逃避的道德责任……1989年的天安门是探寻这一切的重要密码，王丹则是不容错过的角色。
三
在台北一间光线飘乎的Jazz酒吧里，我第一次见到王丹。他头发短促、脸庞圆圆的，比起当年被形容成“可能被一阵风吹走”的瘦弱学生，他明显地发福了，不过那股青春劲儿却尤在。
过去几年里，他在这里教书，与罗文嘉创办了一个促进两岸民主的基金会，编辑出版《公共知识分子》杂志……当媒体与民进党需要了解大陆政治时，他是个当然人选。他也卷入了台湾政治，因为一笔经费，他要上庭作证，也深受八卦杂志之苦。不过总体而言，台湾人对于他的印象颇佳，尤其是在对比他当年的战友、另一位住在台湾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时，后者常因生活作风被诟病。
对于六四，台湾人的感受即使不似香港人那样强烈，却仍有特别的记忆。当年台湾的媒体对中共口诛笔伐，操着乡音的国大代表们对情况深感忧虑，甚至觉得这又是一个反攻大陆的机会，他们仍用“北平”而不是“北京”的称谓，明星们齐唱《历史的伤口》，把天安门的屠杀视作中国人的失败。北京的学生为台湾学生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榜样，中正纪念堂是一个缩小版天安门。
第一次见到王丹时，马永成感到特别激动。“他真是个咖”，他玩笑地说，相比于北京，台湾的学运只是小事一桩，天安门才是世界性的事件。造化弄人，台湾的学生运动世代不仅迅速获取了权力、也迅速被这权力腐蚀与抛弃，他们的人生像是一场加速度运转，与此同时，天安门一代还处于流亡中，像是被仍到某个停滞的时空。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