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Zhu Min)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副总裁，他选择某中餐馆作为采访地，餐馆就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IMF办公大楼的拐角处。朱民下身穿卡其布裤子，内穿蓝格子衬衣与深蓝色夹克衫（当天是周六），国际外交官的派头十足。
因为61岁的朱民每年出访多达30多次，所以我花了几个月才最终敲定与他共进午餐的时间。我们会面二天后，他将飞赴巴西、吉尔吉斯斯坦、约旦以及巴黎。2011年，他被任命为IMF副总裁（IMF共有四位副总裁），使其成为在全球性机构任职级别最高的中国人。
朱民的生活与其北京同行大相径庭。他花在飞机上的时间要多于在华盛顿生活的时间，而中国政府对官员的出行有严格规定。他们每年只有两次出国机会，而且对出访国及出访时间有严格限制。这种限制“挺讨厌，”朱民说。“但你得理解，旨在对人对事一视同仁，这对因正事需出访的官员十分不利，这么规定的原因是没啥正事的地方政府官员都想出国旅游。”
对这种明显不公的政府规定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这在我俩的会谈中颇不寻常。总的说来，从中共对官员出国的规定到他自己的职责，朱民似乎一直扮演着这个角色：试图充当中共与国际双方之间的桥梁，而双方之间的沟通理解总是磕磕碰碰。
“我一直左右为难，”他叹口气说道。当他被任命为IMF副总裁的消息一经披露，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Global Times)即发表评论文章，标题是：“朱民身肩国家重任履新IMF副总裁。”
朱民说自己毫无疑问是为IMF工作，反映的是IMF、而非中国央行的意志；他曾是中国央行副行长，而且央行一开始就支持他担任IMF副总裁。“我代表的是IMF，我为全世界服务，我代表的是70个国家，”他又补充道。“在IMF有代表中国政策意志的执行董事。”
我俩的谈话被服务员打断了，对方把两份塑封菜单重重甩到桌子上。点菜前，首先得定喝啥茶。我希望听听朱民的意见，我觉得他比我更在意。“我就想喝好茶，”他用汉语对服务员说道。“只要是好茶啥都行。”多数中国人都有自己中意的茶，但朱民征求服务员的意见，颇具外交风范。不一会儿，飘有新鲜芬芳茉莉花瓣的茶水就端了上来，旁边还另外放了一壶开水。
朱民为我倒茶，我俩都陶醉地嗅闻着茶香，而后朱民建议点一顿便餐——蒜茸荷兰豆、麻婆豆腐（特色川菜）以及用笋干、红辣椒及一种益心脏菌类作配料的清蒸鱼。对于中餐，我俩算是有共同语言。尽管我说的是汉语（想表明自己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但服务员仍然轻蔑地把刀叉撂到我面前。
“纽约的中餐比华盛顿好得多，”我俩探讨在华盛顿吃到新鲜鱼微乎其微的概率时，朱民坦承道。“因为纽约人比华盛顿人更在意餐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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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52年的朱民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尽管青少年时代在上海经历了文革，受尽磨难。刚开始，朱与弟弟（比他小四岁）生活的家庭条件优越。父亲是政府官员，曾在精英荟萃的北大(Beijing University)学习经济，因此朱民小学教育质量一流。举个例子，学校当时要求掌握一种西方乐器（他自己选择了小提琴）与一种中国乐器（他选了竹笛）。但毛泽东(Chairman Mao)于1966年发动摧毁政府机构的10年动乱后，他的父母与其他政府机构官员一起遭受了巨大冲击，一夜之间，他们失去了工作、地位、亲友甚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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