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作者《故乡在童年那头》系列之十
那是一段贫穷、饥饿、焦灼的岁月。
自我记事起，看到的便是一幕幕暴力景象。周围大都是一张张紧绷、发愁的脸，人们动辄吵成一团。在孩童眼里，成人的世界令人不安。
1968年，我五岁的时候，随母亲去新疆找寻父亲，身为军官的父亲那时铁心抛弃我们，另觅出身好的配偶。在乌鲁木齐街头，一辆辆满载红卫兵的卡车呼啸而过，他们手握红缨枪，高呼口号，前往广场武斗。走着走着，一颗手榴弹噗地飞过来，击中了前面的女人，肠肚流了一地。母亲赶忙捂住我的眼睛，拉我快步离开。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人血。在这之前，爷爷过年时曾经杀过一只羊，羊血盛满脸盆，做成了一锅血豆腐。死亡和血如此联结。但在我的心里，还不能把死亡与自己联系起来。
我会死吗？有妈妈和爷爷在，我会长大的。死还是遥远的事情，他还恐吓不到我。
1969年，母亲改嫁，把我和妹妹带到了另一个村庄。
在我的记忆里，一伙带红臂章的年轻人，有的手握棍棒，有的手提喷枪，在村里横行。他们挨家挨户给门上喷标语，贴毛泽东像。他们杀了地主家的两条看门狗，给老地主戴高帽子，脖子上挂牌子，勒令其挽起裤腿，跪在玻璃渣子上。
大队部屋顶上的高音喇叭每天都放出铿锵的声响：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有一天晚上，说是来了“最高指示”，人们黑灯瞎火挤到进“永红公社永红大队”院子，坐在光秃秃的硬地上，听完了传达，然后一齐欢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壮汉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好像过年一般。
私塾里的石碑被拉出来一一砸碎，扔进城壕。娘娘庙庙里的神像被捣毁，祠堂里的牌位被劈成碎片，十几棵柏树也被折断。
十字口是热闹的地方，大人们端着海碗或蹴或站说话。有一天早上，那儿突然燃起了大火，烟味弥漫村子。我好奇地赶过去，眼前事一幅奇异的图景：一大堆书刊熊熊燃烧，旁边有人用火棍扒拉，不准靠近捡拾。大人们说，这些书刊是几个二杆子红卫兵从二伯家搜出来的。二伯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因不愿跟随胡宗南南撤，留在家里务农，他是村里藏书最多的读书人，见人总是那么一笑，他很少跟人聊天。带头搜家的是一个烟鬼后代，为人奸诈，他乘机窃走了一大摞垂涎已久的好书。
这把火烧了半天，书的名字在我多年后的梦里经常重现。
大人们都在胸前戴毛泽东的瓷像。
1971年秋天，一伙人突然闯进我家，径直扑进主屋，不由分说取下挂在土墙上的玻璃镜框，挑出一副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并肩而立的照片，用红笔在林彪全身打上叉，对发呆的母亲说：“再放回去”。
那帮人走后，母亲嘀咕道：毛主席身边又出坏人了。
春节过后，我要上学了。母亲把我打扮一新，吩咐道：去学校少说话，千万不能说共产党毛主席的坏话。
课堂上学的全是毛主席共产党的好话。几年后，我从一本《朝霞》杂志上看到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剧本，上面写着1893年韶山冲出了个毛泽东，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才有了大救星。我年幼的脑子里在想：1893年之前世界到底黑暗成了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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