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英国人语言学习热度日益下降的报道，会让英国外长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感到些许担忧。他已然对只会一种语言的英国未来一代在外交和商业上的前景感到担忧。
然而，还有一些国家不仅国民语言能力不足，同时国民宪法结构严重不利于它们找到补救办法，这些国家的外长应该比黑格更加担心。在这些国家，严重的政治压力和融资也许能够解决第一个问题。而第二个问题只有靠精明和耐心才有可能解决。
这场将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的竞赛富有启发性。例如，英国和法国在结构上都是中央集权国家或准中央集权国家、由拥有最高权威的中央政府管理，因此应该能比德国更快将战略重心转移至亚洲。尽管德国人非常擅长学习各种欧洲语言（该国的亚洲语言能力现在仍不值一提），但根据宪法，该国的教育职能要在16个联邦州间分配。因此，这里出现了一个对中央集权国家和它们的领导人而言非常罕见的战略悖论：一个国家的政府（在这个例子里就是位于柏林的德国政府）能够确定本国的外交政策方向，却无法完全控制实现外交目标所需人才的培养。
以实行超级中央集权制的苏联为例。尽管这种制度存在很多弊病，但苏联政府有能力通过教育，让15个加盟共和国近3亿属于不同民族、说不同语言的人口中绝大多数人都学会俄语的听说读写。当然，这种令人惊叹的政策成就几乎完全是苏联政府“纵向统治权”的结果。这种近乎垂直的指挥模式过去在整个苏联地区长期存在，如今仍存在于汉文化圈。
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相对迅速的采取措施，改变人口重要组成部分的语言掌握状况，从而支持国家政策目标，完全是因为全部人口的学校课程表是一样的，并一丝不苟地接受中央政府指挥。
相比之下，作为全球最大且最复杂的两个联邦制国家，加拿大和美国在将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方面一直进展缓慢，也没有取得任何令人瞩目的成果。首先，这是因为两国在思想上没有认识到，掌握亚洲语言对这个战略重心转移计划的可信度非常重要（这一点黑格是明白的）。
其次，教育职能下放到省份和州府的事实意味着，首相或总统必须特别有智慧，能够说服、操纵并鼓励地方政府——每个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政策议程和世界观——改革它们的课程表，以帮助国家努力使本国在一个新大陆变得举足轻重。实际上，放任自由的理念相当于经济学家所说的合成谬误(fallcy of composition)。这种理念认为，每个省或州都应有权设计自己的课程表，以期所有的地方课程表合起来之后能以某种方式有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这种理念并非实现战略成功的良方。
到目前为止，唯一进行过全国整体战略重心转移的靠谱尝试的联邦制国家是澳大利亚。从原则上来说，近20年来，该国一直致力于这种战略重心转移。1994年，当时在昆士兰州政府供职的陆克文(Kevin Rudd)曾向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s)建议实行全国性亚洲语言和识字战略。
去年，澳大利亚政府在名为《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的一份重要白皮书中再次强调了这一构想。这一政策文件为政府和企业领导人的普通话、印尼语、印地语和日语的熟练程度提供了全国性标准。它还将澳大利亚政府（在财政、行政和政治上）的影响力与各州在澳大利亚人的教育中扮演的主要角色联系在一起。即便如此，这一战略仍需要多届总理和政府的连续推动，需要他们与感兴趣的州政府达成默契。成功并非显而易见，也并非板上钉钉。
因此，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应该鼓起勇气。英国和法国也应如此。这些国家在文化上可能没有做好掌握外语技能的准备，但从结构上来说，如果有政治决心的话，它们拥有足够多的资金迅速展开行动。换句话说，对这些国家而言，基本不需要克服什么战略悖论，外交政策纯粹是中央决策的产物。但对德国以及其他没有经历过战争或其他战略冲击的大型联邦制国家而言，不管中央政府的指令如何，改变整个国家的语言掌握状况可能要花费几代人之久。这个过程可能也不会一帆风顺。
本文作者是杂志《Global Brief》主编，同时担任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的政策学教授
译者/梁艳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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