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一个寒冷的冬天，两名死刑犯双手被反绑在背后，被带到了河北省省会保定市的刑场上。子弹射进了他们的心脏，而不是头部。
自1949年10月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后，这个新政权的行刑队已经处死了数十万“敌人”，但上述两人有所不同。这两名死刑犯都是地方上的中共核心人物。当时正值毛泽东发起党内反腐运动的关键时刻。毛泽东解释道，不仅要拍“苍蝇”，还要打“老虎”。在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鼓励下，各地的“打虎队”你追我赶，都想超过对方。
仅中国西北地区就披露出34万起腐败案例，不过该地区负责人习仲勋表示，实际的罪犯人数很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三倍。
今天，习仲勋的儿子正掌管中国，他再次谈到了对中共合法性构成威胁的“苍蝇”和“老虎”。在习近平治下，官方媒体几乎每天都传出中共官员接受调查的新消息。
但60年前，在民众的支持声中，在对极端案件大肆宣传的掩盖下，发生了更加邪恶的事情。还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声音一个接一个地被压制下去了。数百万“知识分子”——学生、教师、教授、科学家和作家被迫向新政权表忠心。意识形态教育成了常态，自我批评、自我谴责以及自我揭露会此起彼伏，直到抵抗被粉碎，个体被臣服，心甘情愿为集体服务。有些人受不了这样压力，自杀了。
如今，反腐行动也与一场“整风运动”同时展开。正如1951、1952年一样，民主、自由和宪政这类不怀好意的思想必须剪除。就在几周前，据报道，有几个人仅因在网上表达了对政府的不满而被捕。
在1951、1952年时，除了少数得以宣传的政府腐败案，企业界也持续遭到打压。不听话的企业家连续多日被关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偶尔被拖出去，到“批斗会”上接受工人批判。批斗会上，他们会遭到呵斥、羞辱，有时还会挨打。恐惧让一些人相互检举揭发。当时的财政部长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说，一些行业领袖站在台上吓得瑟瑟发抖，拼命相互指责揭发。仅上海一地，两个月内逾640位商人自杀。
如今，国家压制商业的运动不那么血腥了，但正如《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一篇文章的标题所言：“大量首席执行官在华成了人质”。针对企业的“反腐败”调查骤然增多，其中有很多是针对外企。曝光的最大的外企是英国药企葛兰素史克(GSK)，它被指控为提振药品销量向医生行贿高达30亿元人民币。所有企业都开始对照数不清的法规进行自查，尽管其中很多法规以前从未执行过。
1949年，中共“解放”了中国，到1954年，中共遭遇了党内最严峻的挑战之一。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逝世后不到一年，毛泽东就清洗了高岗。这位曾颇有权势的官员被疑与苏联关系过于密切。毛泽东把矛头转向高岗及其追随者，成功地把其他高级领导人拉到自己一边。薄一波就是打压高岗的人士之一，或许他是打心底讨厌高岗，也可能是为了仕途晋升。他的儿子薄熙来如今站到了审判席上。高岗受到秘密审判后几个月，试图开枪自杀，但子弹打偏了（后来他服下大量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随后开始了一场政治迫害，其他领导人受到指控，以反党罪被送到政治犯集中营。对薄熙来的审判是公开的——或者说近乎公开。但他的追随者一个接一个落马了。这与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如出一辙，并不出人意料：毕竟，这就是一党制国家防止分裂的方式。
习近平曾公开表示对毛泽东的敬仰。2012年7月他参观了西柏坡村，1949年中共就是从那里向北京城发起进攻的。习近平站在这片“圣地”上，誓言要让“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一些外国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对毛泽东遗产的捍卫仅仅停留在言辞上，旨在安抚党内的保守派。但观察一党制国家的领导人时，明智的做法是，按照字面意思，而非推测演绎，去理解他说的话。习近平看上去从历史上吸取了不少经验，或许我们这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感兴趣的人都应该像习近平一样，认真研究中共政权的早期历史。
本文作者是历史学家，著有《解放的悲剧：中国革命史》(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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