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经济近期出现了一定的稳定迹象，但整体来看下行风险仍然存在。美国量宽的渐退，加速资本从新兴市场流出，以及流动性的持续收紧，中国经济增速在今年下半年仍然面临着下滑的可能。与此同时，流动性的紧张也加剧了中国企业信用违约上升的担忧。不断上涨的房价也加剧了对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担忧。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减速，关于中国改革的争论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多，这其中主要存在着两种较为极端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从根本上改变现行体制，尤其是应该快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的下一轮改革应该基于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这样的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国有企业的发展前景仍然较为乐观，那么也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
之所以这两种观点都较为极端，是因为第一种观点可能造成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并导致经济政策的民粹化，经济增长止步不前，使中国提早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而第二种观点则可能将中国带入苏联式的经济增长停滞的困境，恶化社会经济矛盾，使执政党的合法性丧失，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倒退的极左思潮在作祟。
在经济减速的背景下不断加剧的改革争论，不仅表明了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事实上也为新政府提出了一道难题。笔者认为，面临争论，中国的政策决策者们应该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来考虑问题，并有所作为，搁置争论，推进一些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同时对整体经济存在明显正面作用的改革举措。换句话说，新政府不应该用静态的“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进行取舍。从中国改革历史的逻辑上来看，一直以来，中国的政策决策者们也相对习惯于“渐进式改革”的步伐，同时，“公平与效率”可以通过市场化的竞争的手段来解决，这一模式30多年来也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
事实上，从这样的逻辑出发，中国仍然存在着大量有共识的，且有待执行的改革领域，而这些改革仍可以释放出可观的经济正能量。
比如说正在酝酿中的计划生育制度的改革就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十分可观的长期和短期动力。官方的初步测算显示，一旦“单独家庭可生二胎”的政策放开，中国未来可能在每年多增数百万的新生儿，与此同时，人口峰值出现的时点也将推迟，整体社会的抚养比也将出现逐步改善。从短期来看，新生儿增加也有利于提振社会消费。当然更加重要的是，这一政策的松绑也符合很多城市年轻夫妇的愿望，因此更容易得到稳步推进。
在金融领域，市场较为清晰的一点，是金融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资源配置不合理，这导致了资源过度向国有企业集中，而中小企业却难以获得足够的信贷支持。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深度合作”，并通过资金空转来获得大量的会计收益，而需要资金支持其主业发展的中小企业却难以获得银行的青睐。这背后的逻辑却透视了国有银行激励制度的缺失，那就是，“资金空转”不存在太大的信用风险，而给一个企业直接的信贷支持却存在着明显的风险。这样的激励制度很难在中国产生真正意义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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