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胡锦涛执政期间的中国经济就好像是一个嗜增长成瘾的人，那么习近平现在希望用美沙酮来为之戒瘾。在中国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任期内，中国政府痴迷于追求经济扩张。面对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以后出现的海外需求大幅萎缩，中国通过听话的银行以及急于满足中央经济增长目标的地方政府，向经济注入巨额信贷资金，扩大开支修建公路、港口、熔炉。虽然出口增长显著放缓，经常项目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从10%下降为仅2%至3%，但中国经济仍以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不过海洛因在带来极度快感的同时也有副作用。中国经济变得越来越依赖于“速效药丸”，生产每一单位GDP所需要的投入却越来越多——比如宽松的信贷以及廉价的原材料。债务规模显著增长，而其中有一些是无法偿还的。产能规模过度膨胀，超过了经济实际需求。
去年3月就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已经正式发出了警告，要适可而止。从现在开始，中国不会再不计成本地追求经济增长。政府将更加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从多个迹象都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的态度转变。短期利率被允许上升了近3个百分点，信贷增速也从可怕的峰值23%降到了18%（不过这一水平也很难说得上是适中）。电、水以及土地等投入品的价格将由市场力量来决定。
从现在开始，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将不再看经济增速，而是要看他们在清理不良债务等其他方面取得的进展——至少官方宣传是这么说的。在借款问题上，中国政府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做了坦白。两项审计结果报告已经公布，其中详细介绍了政府债务增长的情况。即便是其中较为乐观的一份报告也承认，地方政府债务在短短两年半之内上升了近70%，即使是剔除或有债务之后的涨幅也达到了40%。
在这种方向转变中暗含的，是对于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经济效率的权衡取舍。中国政府预计2014年的经济增速约为7.5%。前几年，中国政府刻意压低经济增长预期，随后又以胜利的姿态超过预期。今年可能相反。到2014年底，经济增速或放缓至6%，即便2014年整体的经济增速仍可能达到或超过7%。
极高的经济增速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现已开始减少。虽然很多大学毕业生感到很难找到他们渴望的工作，但对于中国经济整体而言，失业不太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如果中国政府现在将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作为目标，则需要让私人部门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希望在于，如果放开银行业，允许私营企业与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正面竞争，资本将被分配到中国经济中效率更高的领域。
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葛艺豪(Arthur Kroeber)认为，如果注入国有经济的每一元钱都转移到私营企业，生产力可能提高一倍。有了这个“魔法”，即便投资规模——目前增速仍比GDP增速高6至7个百分点——有所缩减，中国仍能保持经济增长水平。但在实际操作中，转型过程不太可能如此平顺。这意味着，如果中国政府不回到胡锦涛当政时的老路，每当经济形势严峻时就打开信贷供给的水龙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速度可能比某些人目前预期的更快。
北京方面将稳重行事，以防引发经济危机。去年12月底，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债务展期。很多地方为了给长期项目融资借入了短期资金，其中有些项目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实现盈利，如果它们确实能够盈利的话。地方政府得到指令，要求其延长自身债务的期限。这意味着中央正在敦促地方将自身财政建立在更稳健的基础之上。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引起了高度关注，其中很大一部分债务隐藏在资产负债表之外。但企业借款或许将成为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中国社科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的研究显示，如果计入国有企业借款，政府债务总量与GDP之比将上升至151%。企业承受的压力已初露端倪：发放给一家濒临破产的煤炭企业的贷款，作为理财产品销售给了个人投资者，该理财产品现已到了违约的边缘。分销该产品的工行(ICBC)到目前为止一直拒绝为这支规模为5亿美元的信托兜底。工行是按资产规模计算的全球第一大银行。
将经济重心从效率低下的国有部门——在胡锦涛当政时期规模有所扩张——转向私营部门将带来风险。此举无疑还将触动某些颇有势力的利益集团的神经。不过，考虑到习近平重拳反腐的魄力，反对的声音可能会减弱。任何敢于阻挠的人，可能最终会发现自己站到了违反“法律”的一边。而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旁观者，正在等待中国经济崩溃。但最终的结果或许比他们预计的要好：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了，但质量有所提高。
译者/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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