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它多少像是毛去游长江”，他说。我们正谈到庆丰包子铺一幕的意义，习近平的“偶然”造访令“包子”与“炒肝”占据中国公共舆论的中心。他把这一行为拉入了更长的历史语境。那是混乱的1966年的夏天，毛泽东的行为最终被证明是一次力量展示，他仍旧精力旺盛，不仅能纵横长江，也能掌握中国的政局。接下来，他利用文革小组、群众动员，摧毁了阻碍他个人意志的官僚系统。一年来，中国的新领导人在很多方面展示了他的确是“毛时代的孩子”。从“洗洗澡”式的修辞到“习大大”式的亲民作风、对官僚系统的整肃、重塑个人权威的努力，都带有明显的毛泽东时代的痕迹。它也是对之前十年的政治风格的一次戏剧性的逆转。倘若旧时代代表的是一个僵化的、毫无个性的时代，一个任由官僚系统、利益集团膨胀的十年，那么新领导人则试图创造一个高度个人化、重新集权化的新形象。
庆丰包子铺的一幕，恰是这是这种新形象再好不过的象征。当周永康案悬而未决、高层政治的斗争炽热不已时，最高领导人从容地走进临街的小店，这也是一种自信与力量的展现——我不理会严峻的情势，也不顾及组织纪律，我只随心所欲。他也是对公众的表态，尽管处于权力中央，我仍是站在人民一边，吃二十一块的便餐，这也为未来的群众动员做出试探。
人民的确响应了这一切。当人们热烈地购买与谈论包子时，也是对这种权力风格的一种信服。不管精神还是物质，是常委推荐的托克维尔还是主席钟爱的炒肝，权力塑造时代的品位，即使持有嘲讽语气的人也被迫承认，他们无法回避这个话题。政治权力的话语与风格支配着我们的公共生活，我们无法创造一个不同的话语空间。
我的朋友也面临这样的困境。25年前，他曾是天安门广场的领导性人物，按照陈子明的划分，他该属于第五代人，他人生中的决定事件是1989年。这是中国20世纪漫长革命的最后一幕，或许也是最缺乏“革命性”的一场，聚集在广场的年轻人从未有颠覆规则的欲望，他们想抗议，而非真正的革命。他为此逃亡过、入过狱，如今经营着一家著名的民营书店。书店内的咖啡馆名为“醒客”，它既是英文“thinker”的音译，也蕴涵着强烈的自我期许——在一个昏睡的中国，聚集在此的一小群人愿意清醒地讨论这个国家的未来。也的确，它是北京最不容错过的公共空间，书店以高质量的思想、学术选书著称，咖啡馆内则迎来送往过几乎所有知名的知识分子、异议人士，至少两代知识青年是在这书店的气氛鼓舞下开始自我启蒙的。
而我的朋友，常在昏暗的光线下，费力地睁开他过度被烟熏的眼睛，压低声音谈起他对政局的意见。我喜欢这个朋友，他健谈、温暖、有担当、装了一肚子我从不知的中共党史，但偶尔也令人感到疲倦——在他的这一代人大多放弃了昔日政治理想时，他又完全被政治所占据了。他吃的、喝的、呼吸的都是这个抽象的政治权力与理念，在表面的高度热情背后，又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你难以接近政治机器的核心，无从参与实际政治，你的观察分析无法进入公共话语空间，这使人丧失了检验与修正观点的机会，不停地谈论与推测成为了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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