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习近平与六位常委最终露面时，他激起了广泛的希望，连平淡无奇的讲话，都被赋予了新涵义——更少意识形态色彩，他该是个实干者。
不仅“停滞年代”过去了，颠簸的权力交接似乎也终于告一段落。在整个2012年，关于高层政治的离奇新闻层出不穷，从王立军的夜奔、令公子的车祸、中南海的枪声与习近平的背痛，让人意识到尽管中国正以新的现代强权的面貌出现，其政治形态却实属中世纪式的。在日趋理性的政治制度下，一股非理性的暗潮从未消失。薄熙来的重庆试验的确像是文革回潮，惩治他的方式又让人想起了林彪事件。新领导人的确立意味着稳定性，尽管它可能也是暂时的。
新的希望也来自于新领导人的历史经验。自从卡尔•曼海姆在1923年发表了《社会学视野中的代际问题》后，代际不再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更获得了社会学维度。因为现代技术、大众媒体的繁荣，一代人同时被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力量影响，他们获得了共同集体意识与身份认同。代际变化，就像民族、地域、种族、家族、阶级一样，变成最重要的历史动力之一。它在此刻的中国似乎尤为关键，人们找不到能推动变革的外部力量，只能寄望于权力的内部裂变，自从党内开明派在1989年消失后，唯一可寄望的就是这代际革新了。
新的领导人都出生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他们的童年是在“三反五反”、五年计划、反右、大跃进、大饥荒等一连串大胆尝试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度过的；他们的个人意识开始觉醒时，文化大革命来了。由于深受理想主义与集体主义教育，他们中的很多人热情、盲目、或被迫地卷入了这种狂热，在其中目睹或制造了无数混乱与残酷。在狂热之后，他们被发配到乡村、农场与山区中，他们发现了现实中国的贫穷与落后，从意识形态狂热中醒悟过来，多亏多年的理想主义教育，他们在困苦与磨难中，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与自己，生出普遍的怀疑精神。
中国再度转向，中断的经济、思想、社会生活再度活跃起来。他们成了热切的学习者，变成了一场新启蒙运动的主导者。他们仍年轻，却有着如此丰富的经验，他们理解现实中国，又对外部世界充满饥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像是西方婴儿潮一代，他们经历得如此之多，在历史舞台占据的时间是如此之长，同时挤压了上一代与下一代的空间。这一代人早已在文化、经济、社会领域占据了中心，如今他们又抵达了政治权力的顶峰。
倘若按照政治学者陈子明的划分，他们是共和国的第四代人。毛泽东、邓小平是第一代人，塑造他们的历史事件是“五四运动”；胡耀邦、赵紫阳属于第二代，“一二•九”运动影响了他们；江泽民、胡锦涛属于第三代，他们人生的决定性时刻是1949年的解放。作为第四代人，他们注定是矛盾的产物，决定他们的历史时刻既是1966年8月18日的金水桥——毛泽东在这一天的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他们都是狂热的威权主义人格，又是1976年4月5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他们在此发起了“四五”运动，新的政治觉醒到来。
三位主要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都代表了这种矛盾中的希望。习的父亲以党内的开明派著称，他本人则曾经历政治混乱带来的伤害，李克强更是70年代末的启蒙运动的亲历者，他的导师是改革派学者，他的同学成为了海外民主力量的领导人物，王岐山更是八十年代体制内改革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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