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年会（22日开幕）将是5年来第一个“正常”的达沃斯(Davos)年会。自2008年9月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以来，历届年会都萦绕着一种危机感。
每年，与会者担忧的内容都略有变化，从担心全球金融体系坍塌，到害怕发生另一场“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再到更具体地担心欧元区解体。
然而，今年，阴霾已减弱，恐慌也有所消退，真正的乐观情绪已回归。金融崩盘的威胁现在似乎已令人放心地远去。美国经济正在走强，今年可能会增长3%。英国也在经历强劲复苏。欧元区和日本经济今年也都会增长，不过增速较慢。
此外，经济复苏也带来了政治信心的温和复苏。有关“西方衰落”的话题（最近几年这种讨论十分普遍）不再常常挂在人们嘴边。相反，另一种言论正变得流行起来，它认为新兴市场将经历调整，尤其强调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崛起国家的政治问题。
金砖国家(Brics)和其他新兴市场如果发生真正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将引起严重关切。但仅仅是温和的调整（更何况西方在复苏），不足以扰乱可能主导今年达沃斯年会的“好消息”基调。
然而，尽管对于愿意参加此次论坛的银行家、商人、政治人士和名人而言，乐观情绪终于回归，但与危机前相比，对于世界如何运转这个问题，他们表达的各路观点更加复杂。
在金融危机之前，达沃斯年会基本上是一个赞美全球化好处的节日。尽管反对全球化的抗议者偶尔会获得发言机会（更多时候限于“公开论坛”，离那些奢华的酒店很远），但他们有关不平等的观点被视为微不足道。
然而，2014年，认为全球化好处的分配方式不合理的看法，已进入主流辩论。
最近几年常见的一种趋势是大规模社会抗议的爆发，凸显出不平等和腐败问题。不论是西方富有经济体，还是新兴强国，都出现这种趋势。
这种例子越来越多：“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马德里的“愤怒者运动”(Indignados)、德里的反腐败抗议、巴西各城市去年夏季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土耳其加济公园(Gezi Park)的抗议活动，以及去年埃及政变之后的各种集会——所有这些似乎都表明，在社交媒体时代，反当权者的情绪是多么容易被迅速煽动起来。
鉴于从本质上来说，世界经济论坛就是全球精英的一场聚会，因此与会代表将对表明“民粹主义”（这是达沃斯年会青睐的一个字眼）高涨的证据感到担忧。
这些担忧已在瑞士滑雪跑道之外的世界得到了反映——管理着迥然不同体制的各国领导人，正努力应对反精英的愤怒情绪。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了高调的反腐运动，并努力限制官员们引人侧目的消费。在印度，新晋崛起的政治力量是平民党(Aam Aadmi)，其标志是一把扫帚，该党已在德里市政选举中大获全胜。
在美国，甚至连共和党政客都在更多地讨论不平等和中产阶级所面临的经济压力，对如下事实，这只是姗姗来迟的反应：美国家庭实际平均收入现在低于1989年的水平。
政治方面，未来一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当前的政治领导人能否有效应对这种反当权者情绪，或者新的更为激进的政治力量是否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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