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政府2012年发布的白皮书《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称，地壳构造因素正让澳大利亚慢慢靠近亚洲，而经济也是如此。某报纸上的一幅漫画刻画出了澳大利亚真正的亚洲战略。一位老师告诉他的学生们：“孩子们，亚洲世纪已经到来。你们需要学会他们语言中的一些话语。‘你有很多钱吗？’；‘请把钱带到我们的巴兰加鲁赌场’；‘请随意吸烟’。”
现实则更为复杂。正如最近澳大利亚与印尼在监听和非法难民问题上、与中国在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的纠纷所突显的那样，“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一说具有误导性。
在顺利度过此次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澳大利亚成为了发达经济体通过与亚洲合作重塑自身的代名词。中国、日本、印度和东盟(ASEAN)成员国成为了其主要贸易伙伴国。对亚洲出口（主要是矿产和农产品）占到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40%至50%。
然而，随着大宗商品热潮的降温，澳大利亚急切希望扩大其他商品和服务（食品、教育、医疗和金融服务）对亚洲的出口；同时希望吸引游客，利用亚洲的增长及其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消费者所带来的机遇。
鉴于亚洲多数国家不愿宣扬什么“亚洲世纪”，澳大利亚的经济重心存在缺陷。亚洲增长正在放缓，影响因素包括主要市场（美欧）的疲弱、成本快速上涨所带来的压力，以及信贷迅速增长的后果。
随着亚洲各国向中等收入经济体过渡，该地区还面临着结构性问题，人口迅速老龄化使形势更加严重。亚洲缺乏创新，必须提高生产率。腐败依然猖獗。尽管亚洲取得了里程碑式的重大成就，但其中产阶级的规模和购买力都被夸大了。按家庭计算，年收入在1万美元以上就被定义为中产阶级，而这一水平是发达经济体家庭平均收入的20%至25%。
澳大利亚的成本结构也缺乏竞争力，澳元走强令这种情况恶化。地理距离以及亚洲的经济民族主义也损及其地位。就其几十年来打造区域金融中心的努力而言，澳大利亚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因此，“亚洲战略”充其量就是一种愿望。这项战略的目标是，澳大利亚的创新体系将跻身全球前十；企业优秀、充满活力，同时具备创造性的着眼于解决问题的文化；教育体系跻身全球前五；清晰、公平的税收制度；有效监管。
除了更精通亚洲语言、与亚洲学校合作，以及到2025年实现三分之一的高级公务员和公司董事会成员为亚洲专家的目标以外，澳大利亚几乎没有出台什么切实举措。这些措施都没有明确说明所需资金将来自哪里。
这项战略绕开了一些问题，例如澳大利亚与美国的政治和国防合作与其对亚洲的经济依赖这二者之间的内在矛盾。澳大利亚还屡屡追求单边利益。澳大利亚总理托尼•艾伯特(Tony Abbott)已承诺采取措施，限制避难者人数，包括迫使船只返回爪哇的政策；从印尼农村购买渔船，防止它们被用来运送难民；悬赏那些告发组织偷渡者的印尼人。印尼反对这项战略。
澳大利亚与亚洲还存在重大文化障碍。在1919年巴黎和平会议上，澳大利亚时任总理威廉•休斯(William Hughes)投票反对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盟约有关维护全球各种族平等的修正案。澳大利亚随后奉行“只接受白人”(whites only)的移民政策，这项政策一直延续到上世纪60年代。
普通澳大利亚人对与亚洲加强往来的提法表现得不冷不热。他们比以往排斥外来投资以及来自亚洲的移民。除了采矿业和农业，该国企业仍专注于国内市场。该国新任教育部长提议修订学校课程，以强调西方文化。
澳大利亚前总理、保守党人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所说的一句话很好地体现出了澳大利亚对亚洲的矛盾心理，他曾在1997年表示：“我们不必在我们的历史和地理之间做出选择。”他说错了，但澳大利亚也并没有朝着做出选择的方向更靠近一步。
本文作者曾是一名银行家，著有《极限金钱》(Extreme Money)和《交易员、枪和钞票》(Traders, Guns & Money)。
译者/梁艳裳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