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CY Leung)姗姗来迟地委托一位高官与示威者举行“对话”，示威者决定暂时不冲击政府大楼，令香港从悬崖边缘退后一步。这是个幸运的结果，如果行政公物被占领，北京方面会将其定性为攻击中国政府。
香港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思路产生共鸣的策略，而不是将他逼到墙角。这就是为什么抗议者的关注点应落在香港的大亨经济，以及形成这种格局的反竞争、反消费者制度安排上。你可能会像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一样认为香港是一个自由市场。然而除了对外贸易，该市场并不自由，它反而是——香港一位富豪曾对我如此形容——“一碗鲜美的鱼汤”。这碗汤只有少数人能喝到，却令大众变得更加贫困，引起人民不满，并间接造成严重污染。
卡特尔在香港无处不在。超市是双头垄断，它的定价能力使其连锁店在香港最贫困的地区也能收取较高价格。药店也是双头垄断。巴士是卡特尔：破烂肮脏的柴油车票价很高，且基本只收现金，司机收入微薄。电力由两家企业供应，一家在香港岛，另一家在九龙，这两家高收费垄断企业掌控了从发电到配电的全部环节。货柜码头是寡头垄断，它们收取全球最高的码头作业费，却不为船舶提供岸电，导致船舶只能使用柴油发动机，污染香港的空气。
而最需要改变的是住宅房地产市场糟糕的建筑标准和高昂的成本，该市场被“四大家族”瓜分，据估计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的售价达到开发成本的二至四倍。
再加上香港股市仍采用20世纪70年代的治理制度，为欺诈行为提供便利；香港的税收制度让富豪通过免税股息支取收入，从而避税。你对香港的经济体制就有了大致的概念。
香港在2012年出台了《竞争条例》(Competition Ordinance)，同时成立竞争委员会(Competition Commission)。但至今没有任何改变。香港政府让殖民地时代的食利者经济轻松延续，与中国内地形成鲜明对比：1989年后，共产党开始向城市贫困人口增加转移支付，2000年后又增加了农村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同时施行减税政策。
习近平执政以来，不仅发动了无情的反腐败斗争，还推动了反垄断调查。可惜他似乎不知道，香港被垄断的程度并不亚于内地。
这里是一份计划：从习近平理解的角度与他交流，将抗议对象转向卡特尔。我虽不是示威者，但不难设想让富豪们难以忽略的和平手段——当他们走进他们的地下停车场时，当他们乘着专用电梯进入自己的顶层办公室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抵制那些卡特尔。
这会是大亨们的末日吗？绝对不会。根据我的经验，他们是一群有着超凡的企业智慧的人。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他们也喜欢免费午餐。但如果免费午餐被端走，他们会调整策略，在此过程中为香港经济增加更多价值。
香港是时候为多数人谋福利了。如果示威者能让习近平了解香港的经济问题，那么北京方面就更容易在政治方面作出让步——也许会在2022年出台更开放的特首提名流程。也许我错了，但我认为北京方面的不让步是出于不了解，而不是恶意。
本文作者周博(Joe Studwell)著有《亚洲模式：全球最具活力地区的成败教训》(How Asia Works: success and failure in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一书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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