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主张，礼义者，国之基也，而权利者，政之残也。整个中国近现代史都在努力证明，这一主张是错误的。至邓小平提出改革、中国开始大举创造财富，这种努力达到了顶峰。
研究中国的两位学者夏伟(Orville Schell)和鲁乐汉(John Delury)合著了一部优秀的著作——《富强》(Wealth and Power)。在书中，两位作者描绘了中国近现代伟大思想家们思考的挣扎。他们得出结论，“中国近现代所有思想家的著述中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如何让在19世纪外强入侵、内部腐败下衰落的中国重新富强起来。
“富强”的概念可追溯至2500年前，那时极端实用主义的秦始皇还未统一中国（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当时已经出现了法家。他们批评孔子，反对这位古代哲人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并推崇一种或许可称为实力政治的思想。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将这种思想概括为：“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在19世纪，最好地贯彻“富国强兵”思想的国家不是中国，而是日本。明治时代的日本领导人认为，要抵挡外强侵略，他们就必须让国家富裕起来，并提高技术水平。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赶走外族侵略者。
在中国，儒家提倡的“忠孝”思想逐渐受到统治者的推崇，而法家传统逐渐没落。《富强》一书的两位作者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中国的复兴与重新发现实用主义的法家传统密不可分。该书透过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家的描写再现了这一过程。那些思想家努力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打破国家被外强主导、国内体系失灵的局面。两位作者认为，这种思考贯穿了整个20世纪，从早期的梁启超，到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本人。
该书前几部分最有意思，因为内容最新鲜。学者魏源（1794-1857年）因越来越痛心于中国军事的落后，表达出长期被忽视的法家思想。他写道，“贤君”也必须让子民富裕、国家强大。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中惨败于英国的耻辱，令魏源得出了与明治时代日本领导人同样的结论。中国必须师夷长技以自强。他还提出了一个后来影响巨大的思想：中国人必须知耻，以促变革。他写道，知耻者近乎勇。这种民族感情与毛泽东1949年那句著名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遥相呼应。那种耻辱感仍在灼烧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体现为两位作者所说的“高度敏感的爱国主义”。
该书文笔优美，结构清晰，围绕中国思想史和革命史中一些重要人物的生平展开。这种写作方式让我们得以将各种线索串在一起，找出原本看来混乱、不连贯的历史（至少在邓小平之前是这样）背后的逻辑。所有这些历史人物都有一个动力：战胜屈辱，实现国家富强。
因此，邓小平赴欧洲学习时这样告诉他的父亲：中国弱小，我们希望让她强大，中国也贫穷，我们希望让她富裕。如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中国梦也融合了两个目标：实现繁荣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该书甚至将疯狂而残酷的毛泽东时代也纳入了这一传统。1912年，毛泽东在一篇早期文章中赞扬一种思想，两位作者称这种思想为强调“统治者强大集权、严格专制统治、严格中央集权、以及毫不妥协的法律和惩罚体系”的法家思想。两位作者写道，毛泽东通过残酷的集体化运动毁灭了封建主义，为邓小平创造了一张方便施展的“白板”。邓小平所继承的中国，“在摆脱四千年传统方面已迈出了一大步”。
尽管如此，这却为中国留下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如果中国的崛起是通过法家的“不择手段”实现的，那么儒家退出后留下的道德空洞又该如何填补？该书结尾谈到刘晓波。因挑战中共的核心统治地位，这位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获得者目前身陷囹圄。刘晓波认为，要让中国人重拾民族自豪感，政府公正、人道地执政，与用冷冰冰的财富和实力令世人刮目相看同等重要。
书中提到的许多思想家都与自己的时代格格不入。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在孤苦中悄然辞世。然而，他们的思想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核心思想。两位作者暗示，尽管刘晓波的思想现在不受欢迎，但在将来仍有可能发挥关键作用。
本文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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